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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政府大部门体制的全新提法，引起各界注目。“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列入中央重要议事日程，而大部门体制的构想，被普遍认为将是政府改革的一个新起点、新突破口。
新一轮机构改革先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于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虽然我们现在的政府架构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进步了很多，但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较，部门设置仍然偏多，而且行政行为仍然带有经济干预的惯性。
“具体表现为专业化程度高、职能交叉多，过多涉足微观经济领域，淡化了政府的服务和宏观管理职能。”汪玉凯教授说，比如在食品安全、水环境治理等许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多龙治水”成为切实解决问题的一大障碍。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认为，把密切相关的职能和权力集中在一个大的部门统一行使，将更加突出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作用。“例如，对原有的交通行业，如果能够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体制，将更有助于促进铁路、民航、公路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专家们预言，大部门体制改革将于2008年春率先在中央人民政府推进。届时，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落实十七大精神的一大着力点。
服务型政府陈疾务去
汪玉凯说，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理，鲜明特征之一就是部门设置复杂，比如机械工业部下曾经有9个部。经过几轮改革动作之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是目前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权责不清现象仍然十分突出，成为影响政府效能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目前在农业管理方面，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人事、教育等部门的职能交叉；在城市供水、地下水管理方面，水利、建设、国土资源等部门的职能交叉；在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管理等方面，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两者之间职能交叉。
“传统的由多个部门管理同一项工作的做法，看起来是加强领导，实际上是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常修泽说，“对现行的部门体制进行调整性‘手术’，体现了中央建立服务型政府、革除旧有行政管理体制痼疾的立场和决心。”
实行大部门体制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以中央政府部门设置为例，日本是12个，美国是16个，英国是17个。
常修泽教授对发达国家广泛采用、建立在大部门基础上的“ESH”机制（即“环境、安全、健康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估。他认为：“尽管国情有所不同，但是先进的管理理念是可以共享的。”
如何超脱部门利益
令专家们普遍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大部门体制将直接影响到现实的部门利益，这也将是此项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和难点。事实上，正是由于部门利益作祟，在我国多次行政机构改革的历程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重要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即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汪玉凯说。而大部门体制如能推行，对部门利益有釜底抽薪的味道，因此其难度可想而知。
汪玉凯认为，大部门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职能交叉突出、外部反映呼声大的一些部门开始。比如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等的整合，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的整合，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的整合，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的整合，卫生部、人口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整合，交通部、铁道部、民航总局的整合等等。
大部门体制改革会不会引发权力过于集中的“连锁反应”？专家认为，这项改革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予以配合。汪玉凯指出：“从更深层次来看，大部门体制改革将涉及和涵盖党政、人大、政协等系统，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汪玉凯说，“应当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纳入政治体制改革框架中，这样更能从结构上进行深层次调整，因而更具有长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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