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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2
学者型官员的优势与缺陷
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都要在完善的制度下进行。
学者型官员数量的增加和学科分布的平衡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官员队伍正在通过积极调整自身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果说建立完备的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那么官员就是推动这些制度运转的能动因素，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他们不仅参与着这些制度的设计，而且直接负责着它们的执行。没有一个高素质、负责的官员队伍，就无法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从东亚经济奇迹和拉美发展困境看专家治国的启示
中国古代就有“选贤与能”、“贤人治国”思想，古希腊则有“哲学王”思想。到了近代，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管理也日益复杂化、精细化，政府管理也走向专业化。
二战结束后，一些国家成功的发展道路直接得益于专家型官员。“东亚经济奇迹”就是一个典型。世界银行在总结东亚经济起飞的原因时，把“高素质的官员队伍”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过程中，一批受过系统现代科学教育，尤其是社会科学教育的人才，其中包括一些优秀学者进入政府，他们根据本国或地区的资源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的需求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切实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保证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社会的平稳转型。
当然，也有专家型官员引发社会发展失败的例子。比如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一定程度上是那些严格遵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经济专家们造成的。他们一方面不顾本国客观条件，简单照搬了“华盛顿共识”，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利益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丧失了决策的中立性和客观性。
比较东亚经济奇迹和拉美发展困境，可以有多种结论，但是就专家型官员与发展的关系来说，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专家型官员要善于根据本国国情来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避免成为“教条主义者”，尤其是“洋教条主义者”；二是专家型官员要坚持科学精神，不能为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左右，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把所掌握的知识变成为他们利益系统辩护的意识形态，从而扭曲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我国学者型官员的优势和缺陷
就我国而言，“学者型”官员现象的出现毫无疑问体现了社会政治的进步，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者型官员具有的优势和缺陷。在优势方面，首先，他们精通于某个领域的知识，有助于在相应领域中发挥所长，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其次，他们与学术界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能够较快获得各种新知识新信息，更新意识和知识储备，而这种密切联系也有利于他们在决策过程中获得学术界的支持；再次，学术训练中的科学精神和学术良知可能使他们更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德；最后，由于身有所长，他们可能会更淡化“升迁”意识。
在缺陷方面，人们通常都会说“学者型”官员“书呆子”、“学究气”，这些说法虽然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类型的官员还不熟悉政治运行的规则，缺乏把自己的知识转变为决策的政治技能。此外，我们必须承认一些“学者型”官员很容易把自己的学术习惯带到政治生活中，通过政治权力放大这些习惯的危害。比如，坚持己见变成了“刚愎自用”，思想标新立异变成了“政治冒进”，强调理论原则变成了“教条主义”。近年来，一些“学者型”官员腐败案件的发生也提醒我们，有的官员利用掌握的系统知识，钻制度不完善的漏洞，在位期间用知识为自己谋利益，受审期间用知识为自己开脱辩护，这些人已经从“学者型”官员变成了“高智商”的罪犯。这无疑是对知识与良知的玷污。
我们在注意到“学而优则官”现象的同时，更应该警惕官员的“学者化”。一些官员利用掌握的权力，来公开发展自己的学术爱好，使个人爱好得到公共资源的支持，因此他们的文章可以顺利地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著作可以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顺利出版，各类学术团体也乐于把他们发展成会员。这虽然表面上加强了学界与政界的联系，但使政治权力干扰了学术活动，扭曲了学术规则。
总之，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仕而优则学”，都要在完善的制度环境下进行。这套制度在保证学界与政界交流畅通的同时，更要在学者和官员的身份转化过程中设置“防火墙”，把学术交给学术，把政治交给政治，避免学者“趋官若鹜”，“官升学问长”现象的出现和蔓延。 (作者杨雪冬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
感言
学者、官员身份互换好处多
社会上经常对官员进大学或研究机构有批评，对学者做官批评更多。大多数人似乎习惯接受当官的当官，做学问的做学问。我的体会是人才跨界流动好处多。
有时觉得中国社会很怪，官员、学者、普通民众等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官方话语，可能学者、底层民众不完全懂；学者的文章，可能绝大多数官员、底层民众也看不明白；底层民众的话语，官方、学者其实也不完全懂。
这样说，是我有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生存的体会。我当乡干部的时候，只习惯看官方的报告，知道报告明在说什么，暗指什么，但对学者的学术文章，我多半读不懂。一方面是我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学者话语中国化不够。我不当乡干部之后，同学界打交道两年才基本看懂研究“三农”的学者写的学术文章，才和专家有了有效交流。现在依然有很多官员不看或看不懂学者的文章。很多学界朋友，也非常反感官话和官样文章，不愿和官员打交道，总觉得多数当官的没文化、没水平、不实在，其实是不懂官话语和官文化。后来我又去了NGO工作，NGO话语是从国外来的，官员们听起来费劲。而NGO工作人员，也几乎很少有人读官样文章的。
我认为人才需要跨界流动，增强互动，这样会达到多赢的效果。有些人做了多年的官，再去做学问，会给学界带来新东西，研究出来的学问也对官场更有帮助；做了多年研究的学者，再去做官，会带给官场一些新东西，也可为做学问的老同道提供研究的便利。亲口尝了“梨子”的滋味，将来退休再研究“梨子”，也许研究学问就不再是“自娱自乐”了。
当官的只能做官、做学问的只能做学问、做NGO的只能做NGO、做农民的只能做农民，这样是出不了好官、好学问家、好社会工作者、好农民的。鲁迅和孙中山是学医的，一个成为了大文豪，一个成为了大政治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要对人才的跨界流动包容和支持，尽管有人动机不纯或不是那块料，但不能因噎废食。政府不仅要为人才的跨界流动提供政策支持，还要在深化开放——社会开放、政治开放、学术开放、文化开放等方面有所作为。 (作者李昌平简介：经济学硕士。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他曾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后弃官从学，现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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