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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步人士呼吁政府道歉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受访者在怒斥日本右翼的同时，几乎也都提出，日本也有一部分进步人士，他们勇于面对历史，坚持真相，例如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前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就是一位代表，他发表了不少著作和文章批判“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他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无论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身为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在美国档案馆采访的时候，记者也偶遇了两位日本有识之士：京都大学教授政池明和他的夫人三千代女士。从政池明先生给记者的名片上看，目前他在一个学术研究机构JSPS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当夫妻二人知道记者来自中国南京，并想了解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时，他们丝毫没有回避，而是真诚地谈起了自己的观点。政池明先生到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延安，没有到过南京，但他知道有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政池明说，他的父亲就是“反战”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的父亲批评了政府的做法。当时他在一所大学任教，但却因此被迫辞职。”当时还年轻的政池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后来直到1945年从报纸上看到东京审判的新闻，才开始有了些了解……”对横亘在中日关系上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政池明一再遗憾地向记者表示：“像我一样，很多日本人认为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但政府始终没有这样做，这是很多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亲历者讲述发现《拉贝日记》背后的故事——
拉贝让“南京大屠杀”重回国际主流社会
南京市小粉桥，在一个闹中取静的院落内，安放着它的主人德国人约翰.拉贝的塑像。这位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被难民们尊称为“活菩萨”，而后更被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尊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写下的日记，在众多的南京大屠杀铁证中，是极其重要的第三方物证。如今，《拉贝日记》已被译成中、英、日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出版。
《拉贝日记》写于南京，而《拉贝日记》的发现却在海外，拉贝的“复活”亦在海外。正是因为这本日记的重见天日，使得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视线，成为二战历史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如今，与“拉贝日记”紧紧连在一起的，有两位华裔人士的名字：张纯如、邵子平。他们发现拉贝日记的故事已为人所熟知，但“发现”背后的内幕却鲜有披露。日前，邵子平打开记忆闸门，向快报记者娓娓道来……
“拉贝日记”这样被发现
邵子平，美国华裔社会活动家，曾在纽约为联合国工作，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联合会前任主席。1995年2月20日，他收到了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寄来的一封信，说自己很快将来到纽约收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西海岸一个朋友哪里知道，有个年轻的女孩有兴趣做这方面的研究，并想用写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书。我们联合会的几位同仁年纪都大了，有新生力量加入当然是好事！我立即给她回复，欢迎她到来。”随后，张纯如在纽约的两三周时间内，一直住在邵子平的家里，邵子平还把自己的车借给她使用，每天开车去两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询资料。
在日常的相处中，讨论南京大屠杀问题是他们的重要话题，张纯如也不时地将自己在史料征集中的收获告诉邵子平。从上世纪80年代起，邵子平和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同仁们就开始展开了相关史料收集工作。或许是因为曾经留学德国的缘故，邵子平对德国方面的史料尤为关注。“那时我已经从美国已经发现的史料中知道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也一直在想办法寻找他和他的后人，为此还专门去了一趟德国，但因为此行比较匆忙，没有什么收获。”
在一次交流中，邵子平向张纯如提起了拉贝，“我对她说，这个人很值得研究，你也可以试试找找看。”张纯如是个非常认真、严谨的人，她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史料中仔细查找，果然也发现了有关约翰.拉贝的记载，但遗憾的是不够全面、系统。凭着自己的敏感，她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于是想方设法展开了寻找拉贝的工作。
“她很执着，也很有办法。”邵子平说，张纯如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去很多封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其中一封信得到了德国方面的回应，并由此终于联系上了生活在柏林的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
“当她告诉我说找到了拉贝后，我特别惊喜，并问她找到了哪些资料。张纯如说莱因哈特给她寄来了一些资料，但自己不懂德文，不太好判断它们的价值。”随后，张纯如将这些资料又寄给了懂德文的邵子平。
在寄来的信件中，有一份资料是拉贝本人写的有关回国后被特务机关扣押的经历，信里有一句话，“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请看我的日记……”“原来他还有一本日记啊！”这个发现让邵子平激动不已，赶紧打电话问张纯如，但张纯如表示莱因哈特并没有把这本日记寄给她，“我继续跟她联系找找看！”
从这时候开始，张纯如和邵子平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追寻拉贝在信中所说的这本日记。
邵子平利用懂德文的优势，与莱因哈特展开电话交流。对方表示拉贝的确留下了一本日记，“对于日记的内容，她起初不愿意多谈。我好不容易才请她多透露了一些情况，获悉整本日记共有2000多页，收藏在德国南部她的舅舅、拉贝的儿子家中。而日记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她只回答说自己也就看过一小部分，就不敢再往下看了……”
“后来，我再次请求她，能否看一下日记的起始日期。”
对此莱因哈特没有拒绝：“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记到1938年4月。”
“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时期吗！”
邵子平更加明白了这本日记的分量，也更加坚定了要找到这本日记的信心。
不过，拉贝家人对公布日记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个顾虑是拉贝当时的纳粹身份，尽管在那个年代这情有可原；第二是因为二战期间德国与日本是盟国，存在道义上的关系；第三是他的后人们显然也知道这本日记的重要性，一旦公布，必然是个轰动性的‘炸弹’，他们对后果也难以准确预料。”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邵子平和张纯如却没有放弃，邵子平还“发动”在德国的一些颇有“身份”的朋友，亲自登门请求莱因哈特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将日记公开。莱因哈特后来同意将日记的一部分拷贝送给邵子平先做一些研究。拿到拷贝的邵子平立刻将它们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两位分别研究民国史与日本史的学者手中，请他们评估这些日记的价值。“当这些学者看到这些日记后，无一不感到惊讶：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记载，它的重要性和角度非常特别，鼓励我们继续把它找出来！”
为了这个目标，邵子平继续努力通过种种方法去做莱因哈特的思想工作。渐渐地，莱因哈特被打动了，特别是当她听说如今日本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时，她再也坐不住了，随即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世界传媒争相报道“拉贝”
1996年12月12日，在美国纽约洲际大饭店，纽约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花了600美元租了一个厅，专门为《拉贝日记》的公布举行新闻发布会，吸引了各国主流媒体争相采访。会上，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拉贝日记》引发轰动，各大媒体之间还为此展开了一场新闻大战。《纽约时报》早早就与邵子平及联合会谈好了“条件”：“我们一定要独家刊登这本日记！”后经过双方“谈判”，时报同意联合会可以在日记见报的前一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让更多的媒体、更多国家的人士知道这本日记。
当天的发布会上，莱因哈特当着世界各国媒体的面，公布了祖父的日记——永久的历史见证。“为了增加发布会的新闻性和《拉贝日记》的可信度，我们特地将莱因哈特和她的丈夫从德国接到了纽约。”
在会上，当介绍《拉贝日记》坎坷的发现经过时，邵子平说，首先应该感谢张纯如，如果没有张纯如，就不会这么快找到莱因哈特，更不会知道拉贝还有一本日记传世。也正是在这次发布会上，世界媒体第一次知道了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正在写一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使得这本书尚未问世就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而因为《拉贝日记》的发现，张纯如也推迟了书的出版——她要在书中好好写一写拉贝和他的日记！
“南京大屠杀”重回国际社会
莱因哈特所提供的拉贝日记足足有八册，从1937年9月一直到1938年4月回到柏林为止，拉贝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期间，主持安全区难民保护工作的情况，更以一位侵华日军大屠杀见证人的身份，记录下了日军泯灭人性的种种暴行。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的惨案有500多起。如此完整、系统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在目前发现的史料中还没有过。而作为一个日本盟国的德国公民所写的私人日记，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邵子平在谈到发现《拉贝日记》的重要意义时，则更多了一分感慨：“此前我们一直在做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和发布，但可惜一直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是《拉贝日记》，在二战结束后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事件，重新推上了它应有的国际舞台。而它的发现和张纯如《南京暴行》一书的出版，使得南京大屠杀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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