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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记】
“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
写完这组报道时，窗外是沉沉的夜。
就在推开窗子想喘口气时，我发现夜色中的这个城市真美，美到让人怎么也不会去联想70年前的那个“人间地狱”。尽管，它是那么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就在你我脚下！
我本来还想写一篇长长的采访记，把17天来太多的感受全都写进去，经过这一念之后却突然发现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该从何说起。遥望着闪烁的霓虹，一度陷入文字中的我立刻觉得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人真的是善忘的动物！我不由得问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采访，如果不是因为70周年，“南京大屠杀”在你记忆中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想到这里，记忆复燃。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图片和影像又开始在眼前晃来晃去——在这么多天的采访中，这些真实的历史曾经让我多次落泪，并不由自主地握紧过拳头。也正因为这种感受，让我彻底理解了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作《南京暴行》的过程中“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长达两三年的调查、写作，天天面对阴暗扭曲的人性，谁能承受？
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在执导《辛德勒的名单》时说，“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这次我感到重要的不是我的想像力，而是我的良心，突然间，我一惯用来逃避现实的摄像机直面现实，在拍摄中我哭了，我每天都流下了热泪。”看到这段话时我曾经想，如果让斯皮尔伯格拍摄一部南京大屠杀影片，面对比纳粹集中营更为惨无人道的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又会怎样？他的承受能力又有多强？
一阵夜的清风拂过。探寻曾经发生的真相，本意并不是要揭开历史的伤疤，加深它的痛楚，更不是为了加深它的仇恨。只是为了让真相能够以它应有的尊严而存在，并且因为这种存在，而让逝去的灵魂得到安慰，让幸存的生者得到警醒，让不曾经历的人有所了解。正在美国各地热映的电影《南京》中，当时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有这样一段独白：“痛恨日本人吗？不，我只是痛恨邪恶的力量。为灾难中的中国百姓扼腕。如果我是一个日本国民的话，我会对中国老百姓说，绝不让悲剧再次上演！”
然而，尽管时间的年轮已经扩出去70个圈，但位于中心点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却始终是“中日关系”这个半径在扩大时无法逾越的障碍。华裔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告诉记者，“当我在日本做学术交流时，只要一提到我生在南京，场面往往就会陷入尴尬。”为此他提出，能否超越不同意见，创造共同研究的框架？这位长期在西方学术界进行日本史及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学者由衷地感叹，“如何避免单纯的中日之间的‘血海深仇’，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启发并引导国际主流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这是关键。”
其实，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就不难得出结论：这幕惨剧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南京人的不幸、中国人的不幸，更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不幸，人性被严重扭曲，人类的尊严被践踏殆尽。在美国，就连一个孩子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让人毛骨悚然的毒气室，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全年免费向民众开放。纪念馆的创办主席、诺贝尔奖得主Elie Wiesel说：“为了死去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亲自见证。”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同样遭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南京人民，却几乎被世界遗忘。如今，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正在重返国际历史舞台，这无疑为杨大庆的建议提供了可能。
在连续的走访中，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不得不说。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你是第一个采访我的中国记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的研究员约翰.泰勒记得，张纯如的《南京暴行》成为畅销书后，他曾经接待过多位日本的学者、记者，甚至普通民众，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想探究书里所写的究竟是不是真的。然而，“从来没有中国记者来找过我，也没有普通的中国群众咨询过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研究员玛莎.史莫莉和琼.杜菲听说记者来自中国后十分热情，这是她们第一次和中国记者打交道，而在此前，她们不止一次接受过日本学者和记者的咨询、访问……在国外这些研究人员的印象中，认为中国只有学者才关心和研究南京大屠杀，且他们也只能叫得出那么几个名字：高兴祖、章开沅、张宪文、张连红、孙宅巍、张生、杨夏鸣、王卫星，还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副馆长段月萍……
同时，记者听到了一致的心声：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研究和重视。
张纯如生前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
杨大庆教授说，“战争罪犯研究的国际化是件有益的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残暴行为的相关研究，主要在日本与中国人中进行。但现在这点已经改变了。第三国的历史学者也发表了研究成果，但因一些解释较为单纯，具有政治性，所以并未引起重视。今后的学术研究的视点必须重新考察这些成果。”
华裔社会活动家邵子平说，“如果这个事情只限于南京，或者只限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这就很难得到其他国家、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感、参与感。只有吸引并创造条件让大家获得更多的研究条件，才能有更加直接的感受，国际社会才能更多地相信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从而让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警戒意义在全世界得到推广。”
西方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望月(Mike M.Mochizuki)则向记者建议，当前应该抓住时机让学者、知识分子、媒体都加入研究队伍，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解决速度。
【缅怀】
天堂之门一束鲜花献纯如
1997年，不满30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以一本英文《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而轰动欧美世界；
2004年，36岁的张纯如在加州自己的车里，以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再次为之轰动、震惊。
世界第一次为之轰动，是因为她的著作成为第一部用英文描写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畅销书，让几乎已经“失忆”的西方世界，重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历史。
世界第二次轰动，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让她走得如此决绝？
12年前，张纯如曾经为了写作到南京进行了20多天的实地调查。
12年后，快报记者从南京来到她的墓前，带着南京人的问候，为她献上一束鲜花。
这一行程，与“采访”无关。
来自南京的深情与问候
出了旧金山，车轮在高速公路上飞快旋转。城市早已被抛在脑后，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青山，间或有一湾蓝幽幽的水流绕过，“太美了！”记者一边感叹大自然的魔力，一边联想起纯如之死。3年前她选择了加州一条公路边结束生命，莫非正因为贪恋这里的美景？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条公路，但她微微含笑的美丽面庞却仿佛无处不在。
如今，她就长眠在一片青山里。墓园的名字叫做“天堂之门” (Gate of Heaven)，位于加州的洛斯盖多，离旧金山大约一个多小时车程。
入口处的墓园管理人员听说要找“Iris Chang”(张纯如)的墓地，立即热心地在纸上画了一个线路图。拿着图走进墓园，似乎外面的世界瞬间不存在了：眼前是一片巨大的绿油油的草坪，耳边只剩下流水的哗哗声、飞鸟的喳喳声，远处的青山在一层轻纱里时隐时现……张纯如的墓地就在其中的一块高地上。草坪刚刚浇过水，草尖上的水珠晶莹透亮，给她的墓地镶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圈。
墓碑上的张纯如笑意盈盈，家人为她选用了一张生前她最为满意的照片。碑上用中英文分别刻了她的名字：张纯如、Iris Chang。生前她不太能读懂和使用中文，但如今她的中文名字却成为墓碑上最显眼的文字。在名字的下方，镌刻着这样一段墓志铭：“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和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记者在碑前轻轻地献上了一束鲜花。如果张纯如在地下能够感知，她应该明白，这束花有着太多的深情和敬意，它不仅饱含着遥远的南京人的问候，还饱含着中国人以及全世界捍卫历史尊严、爱好和平的人士的问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经这样评价她的死：“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
为了再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张纯如在写作过程中精神备受折磨。在这样一尘不染的仙境里，一定可以好好睡了吧？
“她永远不会被忘记”
记者来到张纯如的墓地时，看到那里摆放了一束尚未枯萎的花。按照墓园公示的管理规定，墓地上的鲜花每周都要清理一次，显然，送来这束花的人应该就在不久前来的这里。“会是谁呢？”在此前与张纯如家人的通话中，记者了解到他们近期没有来过墓园，“或许是某个和我一样，心怀敬意的人。”
后来在网络上，记者找到了答案并确定了自己的判断。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在他的博客上曾经写道：今年(2006年)11月9日是张纯如女士逝世二周年的纪念日。张纯如女士的墓地在湾区，就在我经常开车会路过的硅谷的青山里。那个墓地的名字叫天堂之门……今天下午，我来到了她的墓地，表示敬意。”虽然这篇博文上传于去年11月，但却让记者了解到，尽管素不相识，但张纯如却一直活在很多人的心里，她从来没有被忘记！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看到一本美国的《读者文摘》，当期的封面人物正是张纯如，标题就是“她不会被遗忘”。
“她去世的消息让我流泪”
“我会永远怀念她。”在美国国家档案馆，80多岁高龄的档案研究员约翰.泰勒至今仍然记得他与张纯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个年轻的姑娘，看起来还像个学生。她告诉我，她想查找一些有关二战期间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准备用英文写一本书。”
泰勒开始还不知道这位瘦弱的女孩子身上蕴藏着多大的能量，但他极尽所能地为她提供帮助。很快，这位资深的档案研究员就被她的勤奋、聪明和执着打动了。“她经常来，每次一来就是一、两周，那么枯燥的材料，她能不厌其烦地看上一遍又一遍，还经常跟我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段合作，泰勒和张纯如成了一对忘年交，“我们经常互通电话，又时是为工作，有时是彼此问候。但很多情况下，张纯如都处于忙碌状态。记得有一次早上我给她打电话，她睡意朦胧地说昨夜工作了一晚上……”
在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中，向一连串曾经帮助过她的人致谢，其中就包括约翰.泰勒。
让泰勒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给张纯如的家中打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人是她的妈妈。张妈妈在电话里哀痛地告诉泰勒：“纯如走了！”而泰勒显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在他的印象中，纯如是那般地热爱生活。“走了？去哪里了？”……“当我弄明白她去世了的消息后，我拿着电话惊呆了，泪水静静地流了下来。”
对张纯如的死因，外界最多的猜测是抑郁症。虽然是好友，泰勒却不愿去作分析，他只说，“她的压力很大。”
如今，在泰勒的办公桌上，仍然摆放着张纯如的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他还收集了很多有关她的报道，并一一展示给记者看。或许，这正是对好友的最好的怀念。
“他们的污蔑太荒谬了”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都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著名教授。痛失爱女后，他们移居加州的圣何塞。尽管内心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但两位老人还是选择坚强，他们不再将精力全部投放于自己的专业上，而是接过爱女的“遗志”，成为海外华人社团中为维护抗日战争历史真相而奔走的社会活动家。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张纯如纪念基金”，在国际社会呼吁和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这次次采访很不巧的是，记者到达加州的时间，正好二老要赶去明尼苏达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南京》首映式，然后将转道伊利诺伊去看他们的孙子——张纯如自杀时，儿子克里斯托弗刚刚两岁半。如今，这个可爱的孙子是二老最大的精神慰藉。在一通长长的电话里，张纯如的妈妈张盈盈教授与记者多次探讨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地位，同时也坦言，“要想让西方主流社会真正重视并研究这段历史，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相当多的努力。”谈到海外华人对美国慰安妇议案的成功推动，她说，“这仅仅是开始。”
从去年开始，二老连续两年以“张纯如纪念基金”的名义展开了征文活动。今年征文比赛的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侧重要向国际社会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征文要求使用英文。尽管如此，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章中，也有来自中国国内的中文作品，有的作品干脆说明：我们不是为了获奖，只是为了表达对张纯如的敬意，表达对你们正义之举的支持！
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张盈盈教授的声音一直很平缓，但在说到日本右翼对女儿的污蔑时，她抑制不住地提高了声音：“他们居然宣称纯如是中国政府的‘特务’，这简直是太荒谬了！我的女儿就是因为要写南京大屠杀，才去过两次中国，她甚至连中文都不会读……历史就是历史，想靠抵赖来否认，是绝对不可能的！”
“今年的12月13日，我们会在南京。”张盈盈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将来宁参加南京大屠杀新馆的开馆仪式以及电影《张纯如》的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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