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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百家讲坛》目前最年轻、也是唯一录制节目时从未返工的主讲人，32岁的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正在开讲的“武则天系列”受到关注。在本月30日“武则天系列”讲座结束之前，蒙曼讲座的配套图书《蒙曼说唐：武则天》就将与读者见面。由于易中天曾亲切地称呼她为“小于丹”，因此，作为《百家讲坛》重磅推出的蒙曼被寄厚望成为另一个于丹。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蒙曼却告诉记者，她永远只是蒙曼，“小于丹”只是别人的看法。
记者：作为《百家讲坛》中最年轻的主讲人，你是怎么走上这个节目的？
蒙曼：我的学长孟宪实向他们推荐了我。当时，节目编导魏学来老师专程来中央民族大学听我讲课，两三天之后，节目组打电话要我去试讲。
记者：在《百家讲坛》开讲与在课堂上讲课的差别大吗？用现代语言诠释历史时，你是否担心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有失真现象？
蒙曼：我认为教学的理念是相同的，我希望在任何地方都能让学生快乐地学习。至于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自然要因人而异，不同层次的学生会有完全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对于《百家讲坛》的观众也是如此。对我来说，下面还是坐了一群人，只不过听众换了，他们年龄层不同，又来自不同领域和行业，只需要试图讲得更简易明白一点。我从不担心用现代语言诠释历史会导致失真，因为历史求真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对待史料以及尽可能地理解古人，用什么语言讲授不是关键。
记者：马瑞芳出过一本书说《百家讲坛》是“魔鬼的床”，很多主讲人都经历了被“改造”的痛苦适应过程，不过编导说你录节目时从来没有过返工。
蒙曼：我不痛苦，一点都不觉得痛苦。我相信浅出和深入并不矛盾，我给学生上课就那么讲。我中学时曾是一个逃学的孩子，有时候觉得逃学不是我的错。给学生讲课一定要让他们喜欢，如果让人一听到你讲历史就对历史产生了厌倦感，那你的教学效果在哪儿呢？即使不上《百家讲坛》，我也希望在不枯燥和有收获两者之间找平衡。
记者：你讲武则天的时候悬念设置得很好，听说这跟你爱看侦探小说有关？
蒙曼：也许吧，也许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因为我们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总是在推理，总是在猜测。历史其实也是充满悬念的，我们也要猜武则天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的还是假的。
记者：很多老师都以听课学生人数多而自豪，而你开课时要限制人数不超过50人？
蒙曼：我在学校开的选修课，来听课的学生曾经达到200多人，坐不下要到走廊上站着。我讲过之后觉得非常辛苦，因为需要喊着讲话，以后我就开始限制人数，开课的时候会注明最多不能超过50人。
记者：作为《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会不会有压力，特别是被称为“小于丹”的时候？
蒙曼：我想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解说历史，年龄都不是关键问题。当然，年轻人可能需要更多的人生经验，对此，我会遵循中国古训，第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第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小于丹”的说法是外界的事情，对我个人而言，我永远都是蒙曼，不存在做谁的问题。
记者：除了现在正在播出的“武则天系列”，听说下来你还会接着讲太平公主和唐玄宗？
蒙曼：计划定了，还没有开始录。我的研究方向是隋唐五代史以及中国古代妇女史，我在《百家讲坛》开的讲座都是围绕隋唐史进行的。做隋唐史，这些人物既是我感兴趣又最不能跳越过去的。电视剧有电视剧的视角，历史有历史的视角。换一个视角，可能你看到的就是全新的东西。
记者：之前有采访提及由于你的满族血统让你更理解武则天，是这样吗？
蒙曼：这个问题要看具体的语境。此前有记者问我满族血统是否对研究武则天有影响，我的回答是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里并不涉及血统问题。但是我也告诉对方，对于一个满族人而言，理解并接受妇女的权威并不困难，因为北方少数民族妇女的家庭地位通常较高。我说这句话本身并不意味着如果不是满族人就会有不同的视角。
记者：对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你的处理原则是什么？
蒙曼：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摆出争议，然后讲出自己的观点和理由；有时候时间不允许，就直接讲明自己的观点和理由。
记者：《百家讲坛》走红以来，学者明星化、学术娱乐化、电视讲座对知识的稀释常常引发争议，你怎么看？
蒙曼：学者和明星是两个领域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同样，我也不认为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历史会导致学术娱乐化以及对知识的稀释。因为我们讲课关键看受众，给一般观众讲课就要考虑他本身的知识积累和理解能力。在大学里，如果有人用给博士生讲课的方式和内容给本科生讲课，恐怕也会遭到批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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