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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是个沉重的话题，这十几个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从目前不断查处的腐败案件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反腐的决心很大，我们对经济腐败、贪污受贿案件查处得很厉害，但是对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的渎职腐败，我们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近日，在《法治影响生活•2007中国法治蓝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毛昭晖教授这样说。
这是检察日报社第三年发布年度法治蓝皮书，胡星“腐败链条”案等12个事件入选“反腐篇”。毛昭晖说，从国际的视角看，我们国家的决策失误率有30%，西方发达国家却只有5%左右。长期以来我们对决策类腐败惩治力度不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决策腐败危害更大
毛昭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对贪污、受贿等经济腐败的查处力度很大，党章和法律已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惩处体系，但对危害性更大的决策类腐败，却还缺乏严格的评价、惩处体系，这是反腐工作中的一个缺失。
毛昭晖举了浙江定海古城的拆除的例子。2000年5月，在“旧城改造”名义下，浙江省舟山市政府不顾文物保护专家和广大市民的反对，将定海古城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强行拆除。部分定海百姓将毁坏定海古城的舟山市政府推上被告席，但最后是政府一方胜诉，定海古城无可挽回地被拆除。据报道，一开始诉状递交到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事是市里‘五套班子’定的，你们不要闹了，告也告不赢，我们也不会受理！”
决策浪费的一个典型就是珠海机场。“在已有多个机场的地区，硬要花几十亿元再挤进去一个机场。十年过去了，这个机场每天只有几个航班，每年要赔上7000万元，而且眼看还要一年一年地赔下去。”两院院士、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我们有一些重要项目，在决策过程中匆匆忙忙就定下来了，后来发现根本不应该这么干。
毛昭晖认为，许多决策类腐败源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如拆毁古城搞商品房开发，可以带给政府某些官员许多经济和政治利益，招投标时接受开发商贿赂，可以获得表面上看得见的“政绩”。
“所以决策类腐败有时是经济类腐败的源头，但我们往往更注重‘下游’的个案性的贪污受贿，对源头上的决策类腐败惩治不够。”
关键在扩大党内民主，完善监督机制
“我国目前的情况不是领导干部决策不够，而是决策过度。”毛昭晖说，“一个理性的领导干部，其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正常范围，不管你是有主观恶意还是客观过失，造成了不良后果，就应当负责任。”正因为目前过多地考虑主观因素，许多法律规定才不够刚性，很多决策腐败行为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其实责任主体不难查，但涉及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监督权独立。现行体制是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连同级党委都监督不了，何况监督上级？”毛昭晖说，现在经常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苍蝇如果停在老虎屁股上还不敢打”。
毛昭晖认为，决策腐败问题涉及全面的制度完善问题，包括监督权独立，监督机制实行垂直领导，扩大党内民主。“我们现在的机制还是对上负责，决策本身没有监督机制，这就为决策腐败提供了可能。”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毛昭晖告诉记者，现在党代会五年开一次，休会期间由全委会履行职责，全委会一年开两次，最后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常委会又集中在一把手。所以有人说是“大会决策小事，小会决定大事，不开会决定关键事”。毛昭晖认为，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就是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毛昭晖说，我们目前的机制还是用权力来监督权力，但最有效的是全民监督。解决腐败问题不能指望某个权威主体，根本上要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机制。“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这样说。
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毛昭晖说，现在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在国务院各部委实行派驻制，受的制约就少一些，这就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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