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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很欣赏您在这个年纪既有这么健康的体魄，又有这么阳光的心态，特别是在了解了您所经历的事情之后，我真想知道您是靠什么力量挺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
杨敬年：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我想历史问题是既成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问题是你怎么看，你说我的历史有问题，我看我的历史没问题。你想，我家里穷，读书时读的都是公费生，是劳动人民培养了我，抗战时期我工作也是在国共合作时期。
可1958年我被法院判处管制3年的刑事处分时，我真觉得是晴天霹雳，让我不知所措。当时使我心理恢复平衡的，有三个法宝，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教的。一是不着急，“既来之，则安之，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我就想，这3年管制，就当是害了一场大慢性病，既来之，则安之，急也没什么用。二是他老人家说的“变坏事为好事”。我要把强迫我去做的事情，如学习、劳动，变成我自己主动要求去做的事情，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第三条还是他老人家所说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深信我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但我还是抱着小心翼翼谨慎的态度。
那时我还看到一张苏联名画：大海之滨有一座巨大的岩石，上面是阴暗的天空，下面是汹涌的海潮，而岩石在其中岿然不动。我想，我就是这座岩石，我要做这座岩石。在那之后，我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能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道理，冯友兰说得很透彻，是：“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只用力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如此则不因将来成功之不能定而忧疑，亦不因过去失败之不可变而悔尤，能如此则谓之知命。”所以是“乐天知命不忧。”
记者：那时您生活上也很困难吧？
杨敬年：我由原来的四级教授工资每月200多元，改拿每月60元生活费，一些亲戚朋友也都不敢跟我来往了。当时为了支持女儿和侄女上学，我不得不把自己收藏的一些中文书卖掉。当时，劝业场旁边有个天祥市场，楼上收购旧书。书店老板说：5毛钱一本，你的英文书我也全收。我哪里舍得，那都是我在英国省下生活费一本一本积攒起来、又不辞辛苦地带回来的。回国时，我把使用多年的打字机都卖了，也没舍得丢下这些书。我想打字机回国还可以买到，这些书在国内却再买不到了，就是生活再苦也不能把它们卖掉呀！
记者：有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杨敬年：我不后悔。有好多同学问过我，如果当年留在美国或者去了台湾，也许境况会大不相同，起码能少受几十年的罪。但我觉得，在国内我无论政治上有多大压力，我都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我总是把1948年我选择从英国回到天津、回到南开迎接解放归为我一生三大幸事之一，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记者：除了事业上的磨难，在那一时期，生活中您也经历了不少打击吧？
杨敬年：是，先是我妻子1974年突发脑溢血，口眼歪斜、呕吐并发失语症，总医院的大夫说：准备后事吧。但我们没有放弃，在观察室里抢救了9天9夜，我也在那儿守了9天9夜，终于夺回了一条命，但她右半身瘫痪，不能动弹。除了家属和陆续地请保姆以外，我始终都守护在她身边，照顾她的生活。在我们的卧室里，有我的办公桌，她的床边搭着我的行军床，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都能在她身边。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俩都在楼上，我就坐在她身边，那时我心情很平静，我想，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们就是同归于尽，我也不能离开她。我们从1925年结婚，我几次离家外出学习，都是她照顾着孩子、支撑着这个家，就是以后我们住在南开园里，她还会常常夜半惊醒，说是梦见久久没有我的消息了。她就这样在床上躺了24年，直到1998年她92岁时去世。我总是回忆着我们刚结婚第二天，她为我补衣的情形，脑子里就不断重复着这样两句话：“空床卧听风和雨，谁复挑灯夜补衣？”73年我们相濡以沫，那份感情很难割舍。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对我打击更大，我儿子1976年得急病去世了。他是1974年才从河北回到天津照顾母亲的，两年后却突然得了尿毒症，去世的时候只有50岁。他在晨光中的遗容，至今还都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一个愧对儿子、抱恨终生的父亲。但是，这所有的磨难，我还是都闯过来、挺过来了。
记者：真不容易。可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您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和追求，都快80岁了还积极要求入党。
杨敬年：我是1984年申请要求入党的，1987年获得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后如期转正，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你想，我40岁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79岁时成为共产党员，都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才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但我认为牛津博士只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做人的顶峰。正像我在入党志愿书里写的：我一生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和中外两种社会的生活和对比，我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我下决心要使自己从一个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夙愿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我渴望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克服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为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余年。
记者：您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记得您是1988年退休，那时已经80岁了，然后又接受返聘继续工作，上课、带研究生，如果按正常情况60岁退休来说，您大概比别人多工作了30年，没想过这30年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吗？
杨敬年：落实政策后，我终于可以一心一意做自己梦寐以求的科研工作了，我当时就立下一个心愿：“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30年我工作的成果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1994年，我完全离开了教学科研工作，可以潜心探索，把过去所学的东西串联起来，加以温习、整理，让它融会贯通了。我想，人性问题既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和我所研习的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有直接的密切联系。于是我就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人性谈》一书。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经济学中就选了《国富论》，他们找到我，但又怕我年纪大了承担不了，可我觉得翻译这本书对传播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而我自己也还有余勇可贾，就毅然答应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天早上从3点到7点，花4个小时译3000字，然后是锻炼、吃早餐、休息，之后再工作两小时校对。等这本书出版时一看居然有74万字。2001年首次发行，到2005年已经重印了8次，发行了5万册，成了畅销书。这让我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这老头还有用。我想没有什么比这礼物更让我满足，也更能激励我好好生活的了。
记者：您现在每天的作息时间还是老样子吗？
杨敬年：我还是坚持这几十年来的老习惯，每天凌晨3点多钟起床，自己洗漱、收拾床铺，然后坐下来读书、学习，再上网看看邮件，7点钟左右吃完早饭后再睡上一会儿，然后起来做一套我自己编的，从我60岁起就坚持做的健身操，再用按摩椅做几十分钟的腿部按摩。你知道这人老先老腿，经常走路活动、按摩能保持腿脚有力、灵活，才能什么事情都做到自理，身体才能保持健康。我的长寿秘诀就是：心态要平衡，头脑要常动，新东西要常学，身体要常锻炼。我觉得，人的年龄有三种：一是日历上的年龄，一是身体上的年龄，一是心理上的年龄，我觉得在心理年龄上我也就30岁，老年人的生活还和我无关呢。
记者：我们该怎么理解您的“心态要平衡”？
杨敬年：无论经历过什么，我这一生始终怀抱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态度，无怨无悔。也有人问过我，你在《学术生涯五十年》一文中说：“回首往事，深感欣慰”，你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在我看来，个人的沉浮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我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最幸福的人，我欣慰的是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亲眼目睹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更看到了我们的国力在各个方面一天一天地增强，人民生活一天一天地改善。能生活在这么一个时代，那是多么幸福、多么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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