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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海农凯发展有限公司和周正毅上诉案件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2007年11月3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周正毅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
作为行贿数额巨大的行贿人，作为一个“问题富豪”，有专家称16年的牢狱生活对于周来说还是太轻了。由此引申开来，行贿人量刑处罚畸轻、犯罪成本过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包括“胡星案”中的“行贿状元”、“毕玉玺案”中的“兰精光”等等，都曾经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争议，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上述问题。
查处贿赂案件中，“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依然存在，实际上，行贿行为是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但在行贿数额高于起刑点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案件中，行贿者往往不被判刑，又或量刑畸轻。在一个又一个的受贿者被处于极刑后，如何来制裁行贿者？
“行贿状元”
是由于3200万元的行贿额，还是因为案件的久拖不决——被当地媒体《云南法制报》援引民间说法，戏称为“行贿状元”的陈族远之案直到现在仍然处于热议之中。
5个半月——胡星案完结至今的时间，由胡星案牵出的官员、行贿者多数都已受到法律的制裁，然而“行贿状元”案却如同“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自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案发后，由于其受贿数额巨大，牵扯人员复杂，一直是媒体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其中“行贿状元”3200万元的行贿金额更令人瞠目。但据当地记者透露，至今“行贿状元”却一直被取保候审，未被提起公诉。这个说法在当地流传甚广，但并未得到官方机构的证实。“讳莫如深，保持缄默”当地记者用这8个字来形容当地官方机构的态度。
2007年8月8日，胡星因犯受贿罪被昆明市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在过去10年间通过受贿积累起来的4000多万元财富，也被全部收归国库。
继昆明市国税局企业所得税管理处原处长陆炳先、昆明市园林局原局长翟建国受审之后，2007年8月28日，曾向胡星行贿的昆明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原总经理陈正贵，成为第一个站到被告席上的行贿者。
1997年至1999年间，胡星时任昆明城投公司董事长并兼任昆明市建委主任时，陈正贵是该公司副总经理。为了搞好与胡星的关系，以便日后升迁，陈正贵先后三次向胡星行贿共计30万元。2007年9月27日，陈正贵被昆明中院一审判处18年有期徒刑。
但相比较陈族远的行为，陈正贵显然只是“微不足道”。
据悉，陈族远1962年出生于广东省揭西县，是广东省深圳市安远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据相关媒体透露，陈族远向胡星行贿3200万元(人民币2200万元及港币1000万元)，创造了当今中国的行贿金额之最。
据了解，2007年8月上旬胡星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法院将对涉嫌行贿的12家单位及个人责任人进行审理。但在这些即将受到法律惩处的责任人当中，是否包含“行贿状元”陈族远，目前尚未清晰。
普遍处罚畸轻
在周正毅案中，周正毅共行贿100多万元。
1997年前后，为了筹措资金进行股票交易，周正毅多次向上海商品交易所总会计师、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部负责人黄锡熊行贿。2001年春节前夕，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助理王沪军应邀来到周正毅办公室，周正毅拿出一个纸袋交给王沪军，其中有40万元人民币现金。
有媒体报道称，周正毅认为刑罚太重。周的罪名中包括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虽然这在我国行贿处罚判例中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实际上，清华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根据研究对比，仍然觉得量刑太轻。
曾任兰州市长的张玉舜受贿案中，张玉舜在庭上的一句话备受争议，“领导干部全部按受贿罪判刑了，可没有一个行贿的老板被判刑，难道只有受贿，没有行贿？行贿人的行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他们的行为就不用追究了吗？”同期，备受瞩目的兰义案似乎回答了张玉舜的问题。绰号“兰精光”的兰义因向毕玉玺行贿142万元，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近年来的腐败大案，行贿向着隐蔽性、高数额发展。就像张玉舜所言，有些腐败案件中的行贿人依然逍遥法外。有专家点出其中的门道，行贿人一旦发现风吹草动，立刻报案自首或者在审查中积极配合，争取立功表现，予以减轻或减免处罚。
1997年修订的刑法，针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贿犯罪的特征和新的表现形式，对行贿犯罪的认定和处罚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分别规定了个人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和向单位行贿罪。关于对行贿犯罪的立案查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立案标准为：个人行贿1万元、单位行贿20万元。
但实际上，在许多案件中，行贿人行贿的金额比法律规定的立案起点要高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却鲜有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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