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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
南都：面对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有没有过犹豫？
吴南生：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都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即广东理论界的观点)。
这是我们当时的论点：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俄国，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列宁全集》1985年版第34卷第520页)
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的思想前后有什么变化，实践中有过什么问题，我们没有再去研究，但从他这段话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来看，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约法三章”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理论有时几百年也说不清
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探讨过经济特区性质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南都：据说胡乔木同志对经济特区有不同的看法？
吴南生：我手头存有24年前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性质的记录稿，原文如下：
1982年12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乔木同志来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同志当面向乔木同志请教了当前理论界和在总结蛇口工业区经验中所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1、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2、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3、对外来投资者的方针是否还是限制、利用、改造或采取什么新的方针等问题。乔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递交的这几个问题后说：“你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在他参观完毕将要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区的经济性质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乔木同志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一小片国家资本主义。本来列宁也没有搞什么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跟他们的情况、条件更不同。但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更不好办了。(梁湘同志说，但公开不公开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公开讲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才去讲，没有这个需要去讲干嘛？(梁湘同志说，我们内部要说清楚。)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面还有个体经济嘛！就是这种关系。至于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共产党，烧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还是有精神压力的。)当权派嘛，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
我很尊敬乔木同志。他是我们党和国家著名的理论家。1960年初，他带领中宣部20多位同志来广州，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住了一个多月。同来的还有康生。我作为主人一直陪同。其间，我还陪他到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到深圳。从那时到1982年已是22年过去了。这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到深圳。
1982年秋天，我得了“心包炎”，病情较重，本来要去参加十二大，也去不成了。乔木同志来，我不知道。他到深圳由梁湘同志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实干的老同志。他比我们晚到深圳，对创办特区早期吵吵闹闹的事不清楚，也不知道有“约法三章”这些事，所以就问了乔木同志特区的性质这一类问题。事后，他赶紧把记录送给我看，问：“……他说不是社会主义呵，怎么办？”我说：乔木同志的意见是理论探讨的意见。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实践，不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开始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开放全国14个沿海城市
1987年，邓小平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南都：小平同志1984年春给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对特区建设者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肯定和鼓舞。
吴南生：是。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会议。
4年后，即1987年7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一下子，又是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深圳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全中国20多年来走的路，和深圳是大体相同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又是什么性质呢？
我一直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的实际中已经发觉许多问题，他认为，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美国的托拉斯(当然只是指这种经济形式)都加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不无原因，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路线斗争”，列宁一定会成为再一次路线斗争的“头号走资派”。非常遗憾的是，不久，列宁就逝世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搞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无比专权的“个人迷信”，已经被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了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中国市场经济从特区开始
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南都：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您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南生：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这时，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是省委中有关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从深圳、珠海、汕头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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