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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曾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与两位西方主流媒体的主管级人物“同车出游”。一路之上，回答他们的问题很快成了我的主要“任务”，观赏风景反而退居次席。两位“领导”很有策略，不会一上来就谈到敏感话题，而是详细了解我的工作、生活以及对事物的观点和看法，甚至问到我们的学校有没有“宗教教育”？(我回答：“我们作为课程教授，在大学里。”)这两个人看上去都很友善、理性，也比较客观，并不试图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我，而是更多倾听我的看法。直到最后，他们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对话：
“你认为，举办奥运会能改变中国吗？”
“怎么改变？”
“比如说，更加开放，更加民主？”
“……”
“？！”
“中国不会按照你们强加的那种方式去改变。”
然后，针对这方面的谈话到此为止，大家开始风花雪月。
至于那些常驻北京的、乃至专门负责报道奥运会的西方主流媒体记者，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更多了。
我和英国某大通讯社负责奥运报道的一个记者非常熟悉。他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此人是体育编辑出身，对体育有着很大的热情；最喜欢抱怨的就是奥组委的新闻通气会“没什么意思”，因为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和体育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谈所谓“敏感话题”，因为彼此都没有这种兴趣。唯一的一次，发生在“斯皮尔伯格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那天，我们都参加了一个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的新闻发布会。会前我问他：
“你觉得今天的事情会比较有意思吗？”
“比起这个星期的其他事情有意思多了！”(那个星期所有西方媒体都在爆炒斯皮尔伯格退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顾问阵容的事件。)
“你待会儿会问那些问题吗？”——当然是指和斯皮尔伯格退出有关的问题。
“(无奈的)这是新闻，我得跟着新闻走……你会问吗？”
“不会！这种问题毫无意义。”
后来，他没有提出那些问题——当然，他的英国同行帮他问了。
在这个通讯社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中，只要是这位仁兄执笔的，都会比较温和、中立——对于那些和奥运、体育根本无关的话题，他一样不感兴趣。因此，我们中国记者背后都开玩笑，说他“真是好同志”。
在负责报道北京奥运会的各大西方媒体的驻京记者中，我从来不主动和美国记者说话。无论他们个人立场如何，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是让人无法不出离愤怒。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不愿意控制自己的脾气。因此，为了不失礼人前，我一般选择躲着他们。但是，奥运报道的这个圈子并不够大。在某次采访中，我与美国某通讯社的驻京奥运记者挤到了一辆小车的后座上……“较量”不可避免的开始了。
他率先发难，问我对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看法：
“你觉得西方对中国的报道是否平衡？”
“‘平衡’什么？”
“就是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不觉得这些报道是‘平衡’的。”
“那你怎么看这些报道？”
“我不在乎。既然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你们爱说什么就说好了。”
“……”
下一回合交锋集中在“北京和奥运会的关系”。这位认为，举办奥运会并不能使北京变成一个伟大的城市；而我回答他，在举办奥运会之前，北京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了。他再度无语。
不过我得承认，这一位，在他的诸多美国同行中是比较客观的。后来，他和我谈到北京的空气污染、老百姓的民生等等问题，都比较切中要害，并没有胡乱发挥。他的报道当然避免不了美国媒体固有的政治态度，但基本上不会明目张胆的虚构事实。问题在于，和许多美国人一样，他的毛病是喜欢强加于人，总以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
让我感到亲切的(不好意思)，恰是一位替法国媒体服务的英国记者。一方面是因为他长得慈眉善目，像个圣诞老人一样总是开开心心的；另一方面，他比较能如实报道他和我都曾亲历的事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谈话，是我们一起去观看奥运礼仪小姐的训练。当时，外国媒体针对这方面的报道都阴阳怪气、怀有恶意，暗示北京奥组委在“搞选美”。在了解诸多真实的情况之后，他笑着对我说：“美丽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知道，他心里已经很明白了。
我没有亲身到旧金山的火炬传递原定路线终点去看看那个场面，但我听到场的同行转述说，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只要看到CNN的报道团队，就会围上去高喊“liar”(骗子)。我自己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采访火炬传递的时候也曾遇到CNN的记者，当时也油然而生高喊“骗子”的冲动。其实，对于身处第一线的记者而言，在西方的媒体制度之下，他们的自由度是很小的；最大的，是那个“编辑政策”。如果记者报道的东西不符合后方编辑或者媒体高层的口味和倾向，无论内容有多么客观，证据有多么扎实，结果都是一样——“毙掉”。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有时候，我多少会怜悯那些看似风光、看似超越的西方大媒体的记者们：他们都在经历人格分裂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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