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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资料图片)
编者按：
30年改革开放，30年沧桑巨变。这变化无不是思想解放的结果。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引发的一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全国解放思想的先声。30年来，在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此，我们推出这篇报道，以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对即将奔赴前线的人说，要“送”给大家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近70年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说：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胡锦涛把解放思想喻为法宝，无非是要告诉全党，改革开放30年，我们就是依靠它才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在今后的整个历史转型期，我们还要凭借它的力量去战胜一切困难和风浪，直达胜利的彼岸。
一
对于匆匆赶路的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恐怕已很难从情感上理解“解放思想”这四个字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转折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和多么深刻的内涵。生活在富足中的人们难以想像，在30多年前的“文革”所造成的灾难中，中国公众曾有过怎样一段令人窒息的生活。
人的精神的窒息，必然会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世界上许多原本并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却快速踏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1978年，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那年，邓小平率团出访日本。他在乘坐日本新干线超特快列车时说了一句话：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是的，当时的中国的确很需要大步快跑。他的这种急切，其实也是所有毕生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人们、所有对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倍感痛心的人们的共同心愿。而这种心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显得格外迫切。
但是，那个时候，仅仅因为“文革”的结束，中国就能跑得起来吗？僵化、保守、极左、教条等等的思想意识与恶劣积习缠绕与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而诸如“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和政治观念，就像“紧箍咒”和五行山一样搞得“孙猴子”动弹不得。于是，就有了愤怒的迸发，就有了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就有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由此拉开了与改革开放同时并行的思想解放的大幕。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走向高潮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有两种人功不可没：一种人是在“文革”遭受迫害，脱了“官衣”(也脱去了“官气”)，住进牛棚，下了干校，真正体验到了人民的痛苦，重新接上了“地气”的大批党政干部。经过10年“炼狱”般的煎熬，一旦“解放”，他们就立即成了中共党内思想解放的推动力量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另一种人则是在动乱中被“哄赶”到基层的“读书郎”、“学生娃”。这些摆脱了苍白的政治说教，带着政治幻想的数百万知识分子和数千万知识青年，在饥肠辘辘和筋骨欲碎中真正了解了中国国情和中国的百姓。蹉跎岁月加上青春的敏感与激情，使他们在思想解放的初期就乘势而上，频发宏论、力陈时弊、引领思想。这批极具使命感的中青年思想新锐与政界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批长者相互呼应，在思想观念、理论学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摧枯拉朽，向着极左势力发起了猛烈冲击，形成了支持改革开放的强大社会舆论基础。
这次思想解放所以能够出现，所以能够走向高潮，其根本原因是全社会当时都对彻底结束10年动乱和总结其历史教训有着强烈的诉求，同时全社会又都对改变中国现状有着急切的愿望，可以说它是社会大动荡之后与社会大变革之前一个历史交替时期的产物。
二
改革开放初期，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中国人卸下了清一色的服装，也摆脱了清一色的思维，而从社会发展的本质来看，则是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在思想解放高潮中迅速推广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真正的突破口。马克思所主张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就是这种体制性突破的实质，也由此让当时的亿万农民一下子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当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84年首次突破8000亿斤的时候，中国人从此摆脱了饥饿，绿野平畴、稻菽飘香的农村的确成了希望的田野，而我们的父老乡亲也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之后又一次成为田野的希望！
1984年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进了城市，走进了国有企业，走进了计划经济这个最严密、最广泛、最坚实、也最敏感的领域。要想让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游刃有余，谈何容易！也恰恰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的政治风波、苏东的剧变等等，更使得姓“资”姓“社”的争论趋于激化。一时间，反“和平演变”、提醒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一些人对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实际定位在市场取向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面对纷争突起，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拨云见日、扬清激浊，再次把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向高潮，也牵出了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局面。
那么，这次主要由南方谈话引发的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高潮，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解除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羁绊呢？笔者管见，主要有二：首先是澄清了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不动步甚至退步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实际上，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因此，计划经济不能与社会主义画等号。衡量中国发展好与坏的标准不是本本，而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其次，就是如邓小平在这一期间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这个论断不但当时正确，而且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会证明它的正确与有效，否则不会被庄严地写入党章。
这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宽广大道，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对外开放和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在神州大地展开了。在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次思想解放高潮促进了大改革、大开放，也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它最终促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事实上，我国经济也在解放思想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从一度濒于崩溃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举世瞩目的规模：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短缺匮乏发展到总体小康，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000多万。
三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很多人都在问：中国是否会迎来又一轮新的思想解放的高潮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视和认清今日中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如能够应对，自然无须杞人忧天；如不能够，就应来一场激发智慧与创造力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已清晰地告诉我们，思想解放必须具备必要的前提条件和社会基础。既然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那么就要看，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不是遇到了明显的社会障碍、制度障碍和思想障碍。
今天，中国已经基本踏上“小康水平”的坦途。然而，30年的高速发展又使我们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有的是历史积淀后的爆发，有的则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对这些矛盾和困难我们虽然可以称之为“成长的烦恼”，但如处理不好，或者缺乏未雨绸缪的准备，或者因为执政运作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失当，同样可以把中国导入一种“繁荣的危险期”，并最终出现国家发展趋势上的逆转。
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出现的严重发展瓶颈，面对着前无古人的历史转折和百年之变，面对着与30年前短缺经济时代截然不同的时代特点，面对着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面对着最后也是最坚硬的制度性障碍、体制性障碍与理论性障碍，面对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站到了不进即退的关口，当代中国人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再掀思想解放的巨浪，荡涤陈腐，用解放思想的利剑，再杀出一条血路来。
今天的中国人渴望精神的放飞与人格的尊重，也渴望着更大的思想解放和更彻底的改革。我们将带着这种渴望和信心，去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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