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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改革开放
赶超“四小龙”的目标激发了广东人只争朝夕的精神，“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合力赶龙”
如果说主政广州让朱森林掌控了一个城市的高速前行，那么主政粤府则让朱森林真正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巨大变迁。刚上任不久的朱森林迎来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南方谈话”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市场经济，关于姓社姓资，总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人们的信心有些动摇，部分企业正在观望，广东何去何从?一切都在小平到来后有了答案。
朱森林陪同了小平在珠海的视察行程，他说，“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是一次目标大定位(广东赶超“四小龙”)，是一次改革开放大动员，是广东的一个大机遇。广东再一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着手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广东赶超亚洲“四小龙”应该说是当时最热的话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曾专门带队到广东调研如何在2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
朱森林说，广东人深受鼓舞，立刻制定了赶超“四小龙”的规划。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内容涵盖了赶超“四小龙”的目标和步骤。
“新的决策作出后，全省人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向着新的目标迈开了更大的步伐。”1991年到1995年，广东GDP每年递增19%，远高于规划中年均递增13.4%的目标，为完成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森林曾专门作诗忆小平南巡带来的巨大影响：岭南春晓，迎来邓公早。指点江山人未老，宏论解惑正好。敢闯敢攀高峰，改革开放立功。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合力赶龙(见下图)。
当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广东也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出现了经济过热的现象。朱森林介绍，由于对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理解不够全面，认识发生偏差，一些地方出现“两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以及通货膨胀。
为此，广东专门召开了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朱森林也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会后，广东省政府对开发区进行全面清理，重新核定。房地产方面，也从银行资金投向源头上加强管理，组织了投向清理小组，控制房地产信贷规模。
抑制通货膨胀则主要从物价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公益性产品由政府定价，水、电、公共交通价格要经过一定审批，其他商品价格随市场自行调节。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调控，1995年后，“两热”和通货膨胀缓和下来。
改革渐至深处，压力很大，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进行了企业产权制度、投资体制、粮食购销制度等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朱森林说，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
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当时在顺德进行股份制试点，广东的倾向是，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都应搞股份制，乡镇企业更应搞股份合作制。“压力确实很大，有人向中央写信说顺德的改革是私有化的典型。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了改革的决心。”
“南方谈话”的“节点”过后，各项改革就是这样在小平谈话精神的指引下坚定而迅速地铺展开来。除了产权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和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也让朱森林印象颇深。
为了推动投资体制改革，广东采取了以桥养桥、以水养水、以电养电的办法来积累资金。比如东江的供水就是以水养水的典型，“将东江供水给香港赚来的钱投到水利建设上去”。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与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关联要大得多。当时针对粮食问题广东作过调查，但最后得出了“三不满意”的说法：农民不满意，因为许多作物必须种，农民自主性小；居民不满意，因为买不到好的粮食；粮食经营部门也不满意，因为粮食卖不出要亏损。
“把粮价放开，让农民自主选择种植。”这是广东当时采取的改革措施。但没想到政策刚出，问题就来了。由于很多农民选择种植优质米，而且缩小了种植面积，导致亩产量相对低了很多。于是，诸如“广东不种粮”、“广东粮食不能自给”之类的谣言传播开来，国务院为此专门到广东进行调查。
“不是不种粮，而是要种好粮。”朱森林解释说，广东城乡人民的基本口粮，依靠种植是可以自给的。但是广东有1000多万的外来人口；广东的很多粮食是饲料粮，要卖到其他省份。如果饲料粮、外来人口粮都要广东解决，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广东只能在购销体制上做文章，而不能局限于所谓的自给自足。“事实证明，购销体制改革的路走得不错，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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