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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965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1965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学潮”,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教育部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学潮”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
一年后“文革”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肆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经铸成,“文革”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平反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存,又往往与“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胎脱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眩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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