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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的最后一个据点——正太饭店被华北野战军一举攻克,石家庄成为了全国第二个被解放的城市。至此,20多年来,一直坚守在“农村”闹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城市,石家庄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试验田,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解放石家庄的“样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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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彤,1919年出生,现年90岁。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知识青年郭彤和丈夫王文克(入市后先到一区区委工作,后调入市委研究室任主任)作为这个大城市的管理干部进入石家庄,入城后任二区区委宣传委员等职。在石家庄市第一届市人代会上,郭彤当选市政府委员,后任民政局局长,是石家庄解放初第一位女局长。1952年赴京,离休前任统战部干部局局长。
石家庄解放60多年后的2009年1月16日,在北京、郭彤老人的住所,我们透过一位耄耋老人零碎的、片段的记忆与描述,触摸石家庄解放的细节以及共产党接管城市后的各种艰辛和努力。
刚解放时商户仍感恐惧
“我是1947年11月27日从晋察冀边区来到石家庄的。”郭彤老人说,在此之前,她在晋察冀边区做妇联工作。石家庄解放后,包括她和丈夫王文克在内的很多干部从晋察冀边区调进石家庄,从事城市的各项管理工作。“虽然在山东济南读初中、高中,对城市环境不陌生,但由于长期在农村工作,刚来到石家庄时还是很兴奋,感觉石家庄很了不起,连片的楼房、大马路,马路两旁的商铺很多……”
由于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和信任,郭彤到达石家庄时,绝大多数商铺还处于停业、观望阶段。“路上随处可以看到共产党的军队,那些商铺都不敢开门,商铺的人也不敢与共产党人接触。大多商铺门开一个小小的缝儿,里面的人不时地通过门缝儿向外看,观望外面的形势。”
据介绍,刚刚解放了的石家庄堪称“一座死城”。早在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一切以战争为主,把石家庄作为华北的重要军事基地,导致了石家庄的畸形发展,他们对战争物资,如粮食、棉花、煤炭等实行疯狂的掠夺,而对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再加上军事封锁,限制了经济贸易,石家庄一片萧条,市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而国民党接收后,石家庄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国民党政府在石家庄同样是一切以战争为中心,设卡封锁,出入城凭国民党党证等,工厂无法开工,商店无法开门,使石家庄物货奇缺,物价飞涨,经济危机严重……
郭彤老人说,经历了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掠夺、压榨的市民和商户逐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后,也就没有原来的迟疑和恐惧了。
初入城市管理茫然
郭彤老人说,11月27日来到石家庄后,大多干部都分到下边的村子了,她被分配到石家庄西里村搞土改工作。“石家庄解放后,大家仿佛都看到了全国其他地方将陆续解放的曙光。所以,我们的工作热情很高,都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土改工作结束以后,从边区调来的干部便分配到政府各部门。郭彤被分到石家庄市二区区委任宣传部长,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朝阳路的南边。她告诉记者,宣传部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干部学习,向市民、商户等老百姓传达共产党的政策。“当时,每条街道都有干部、街长,但我已经记不清一个区内有多少个街长了。”老人说,由于当时石家庄市民的组成十分复杂,各色人等都有,街长等干部都是去老百姓家里,一家家地宣传。即便是这样,有些人还是有顾虑,不敢与共产党的干部接触。
说到城市的管理工作,郭彤很遗憾地说,当时曾经走过一段弯路。“好在及时得到了纠正,没有酿成大祸。”她说,那是狭隘的阶级观念所致,“不过,大家长期工作在农村,对城市的管理的确很陌生,只能一点点地摸索着前进。”
据郭彤老人回忆,那时候人们工作起来可以用“风风火火”来形容。石家庄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各区成立了统一领导的工作委员会,分若干工作组,确定了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动贫民。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发展贫民会员。通过找来少数贫民谈话、开会,然后让这些人去串联、发展会员、编组,选举贫民代表等。很快,市内一区、二区的贫民会就普遍建立起来了。不久,贫民纠察队也相继建立了。贫民会还是最高权力组织。虽然也有街政权、设有街长,但街长只是贫民会的政权委员,街政权只是一个空牌子。
后来,便开始了清算斗争。由于当时的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除了少数人真心为翻身复仇,目标对准敌特、恶霸外,多数抱着“参加斗争分财产”的思想,认为“谁有钱就斗谁”、“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一时,工商户受到了贫民会清算查抄和内部伙计斗争清算的双重威胁,处于极度恐慌中,纷纷谋出路。除此之外,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极度不满,认为“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穷人更难过”。
此时的石家庄,又处于一种新的混乱中。郭彤说,这期间,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多次来这里视察,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进行了更正。“记得是1948年初,在和平剧场里开大会,市长(柯庆施)告诉大家,走错路了,中央批评了,说工作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不应将农村里土改的那一套搬到城市里来,城市贫民代表不了这个城市。城市里没有工商业,就不算城市……”
郭彤说,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和常识,而对于刚刚入城的干部来说,缺乏城市工作经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所以,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后,会场几乎爆炸了,不少人都难以理解和接受……
后来,中央工委的负责人刘少奇明确指出,保护工商业、发展城市经济,不能照搬农村的方式,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求解散贫民会、放手组织行业工会,逐步发现骨干,团结大多数……
虽已解放仍有国民党飞机轰炸
与在农村时相比,郭彤他们这些从外地调来的干部来石家庄后,住的条件还不错,大多是砖瓦房,一个小院一个小院的。但生活上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农村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在农村时,可以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入城后,是供给制,什么都要自己买,手中没钱,伙食不好,小米饭、绿豆、咸菜,一吃就是好几年,到后来看到小米饭就反胃。
当时的石家庄,虽说是解放了,国民党的轰炸却一直都没有停止,“不管白天还是晚上,轰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郭彤说,那时候,国民党埋藏、丢弃的雷管、炸弹到处都是。
90岁的老人感叹说,那时说是解放了,但危险说不准啥时就来临了,好在大家都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并不感觉多可怕。
解放周年工商业终被激活
走了一段“贫民会”的弯路后,政府的工作很快转移到工商业和城市建设上来。60多年过去了,郭彤老人还记得,1948年元旦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市长(柯庆施)明确说:“我们的方针是建设石家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如果老百姓活不下去,要这个政府吃闲饭呀!”市长的这一番话,发人深思,也让在场的人看到希望。
为了激活石家庄的工商业,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者、发展公营企业及合作经济这“三驾马车”很快就齐头并进了。
解放初期,石家庄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几乎全部关门停业了。为扭转混乱局面,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制订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布告安民,宣传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调整税收,发放贷款等等。很快,商人们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和扶持他们的,便开始转移到积极发展上了,已停业的商号相继开业。
在保护、扶植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同时,石家庄人民政府把国营、公营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下大力气予以发展。按照当时的习惯分类,归属晋察冀边区(华北政府)的工商业为国营企业,归属石家庄市的为公营企业。到1948年底,石家庄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
另外,政府发展合作经济,帮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进而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
说到这个问题,郭彤特意提到了“黄包车”。“那时候,市里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主要靠行走。”郭彤说,在新旧交替之际,某些思想观念也在困扰着人们。由于担心让人说坐人力黄包车是旧社会的产物,是压榨、剥削人,没人敢坐,这也导致了人力车夫面临着失业。但人力车夫大多拖家带口,平时生活贫困,既无积蓄也无存粮,叫苦连天,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政府又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工作机会。“为了鼓励人们打消观念上的顾虑,市长亲自坐黄包车在大街上走了一圈,引起很多人驻足观看。”从此,人力车的生意还真的好起来了,方便了人们出行,又解决了车夫的生计问题。
“石家庄经验”被广泛推广
郭彤说,到1949年,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来临。那一年,发生在石家庄最令人振奋的事件就是,召开了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通过人民代表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府,再议定市里的大政方针。“由普通老百姓选举人民代表,行使权力,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呀!”
1949年7月,在石家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郭彤被选举为政府委员,后任市民政局局长,成为石家庄解放初的第一位女局长。“那时候,民政工作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目前所包含的工作内容,民族、宗教问题也属于民政的工作范畴。”郭彤老人说,一切工作步入正轨之后,按部就班,也没有了想像中那样的困难了,“总之,大家热情高涨,感觉总有用不完的劲儿”。
石家庄解放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石家庄的城市工作不是石家庄一个城市的问题,正如刘少奇所说,“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要“创造一套石家庄的东西”。所谓“石家庄的东西”就是在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改造城市中,摸索出有别于农村工作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正是遵循这一原则,石家庄在解放之初的工作实践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全面制定正确的城市工作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为有效接管城市、建设城市提供了样本。石家庄1947年至1949年的历史贡献,最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在以后的日子里,石家庄的经验,陆续被推介到新解放的城市。1948年11月济南解放时,郭彤的丈夫王文克就被邀请到济南介绍入城经验。他不仅介绍石家庄的经验,也谈到了教训,进城不能“开仓济贫”,不是依靠贫民,而是依靠工人阶级,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壮大经济……作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郭彤与王文克经常谈起在石家庄的这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却很少给孩子们讲述这些,“我们那时候很严谨,根本不会告诉孩子们我们所做的具体工作”。
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随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合并,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中心。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石家庄西北的西柏坡,石家庄又成为中共中央的前哨和屏障。历史的发展,再次将石家庄和中国革命的进程紧紧地联系起来。新石家庄已经成为现实,新中国也正在健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