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侄在西花厅生活但无特权

　　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都是周恩来的老兄弟周恩寿的孩子。1949年，为了让周恩寿夫妇俩出来工作，周恩来和邓大姐决定让大侄女周秉德来北平。1949年3月，周秉德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北平，后来住在了中南海西花厅。当年4月，周恩寿从天津考入北平的华北革命大学，分配工作后。周总理对周恩寿的领导说，给他的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因为我是国务院总理，对自己的弟弟就应严格对待。看到弟弟家生活确实困难，于是又将周秉钧、周秉宜接到西花厅。周恩来大排行在七，所以孩子们喊邓颖超七妈。孩子们从小吃食堂，自己拿着饭票去买饭。后来，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也住进了西花厅。“文革”期间，周恩寿受四人帮迫害被抓起来，伯父伯母担负起孩子们的生活。

　　“从我们年少懂事起，伯父伯母就嘱咐我们，不要在外面讲与他们的亲属关系，避免受到任何特殊关照，时时处处做个普通学生；当我们进入社会，又要求我们不要替人递信，不要代人告状，时时处处做个普通老百姓。”周秉宜说。

　　周秉德说，我们年轻时，不懂事。以为他们是国家领导人，收入一定多得很。我都工作了，想滑冰，想买冰鞋，向他们开口。想买自行车，又向他们开口。伯父从不拒绝，但他出一半钱，让我自己也得出一半钱。当时不理解。成年之后，才理解出伯伯当年的良苦用心。

　　周秉钧说，秉和比秉建大一岁，也在1969年初上山下乡，到了延安地区的农村，生活条件更艰苦，经常吃不饱饭。1970年，我从部队回京看望七妈，七妈又想到了小五、小六的困难说：“他们那么小，挣的那点工分，根本养活不了自己，秉宜大学早该毕业了，但现在还没分配工作，在农场劳动也没有什么收入。我想同你们三人，每人帮助一个，怎么样？”我马上答应道：“行。”七妈说：“那咱们分分工，我帮小六，秉德在西安帮小五，你帮秉宜。你再征求一下你姐姐的意见。”我说：“不用征求了，她肯定会同意的。从此，三对一帮一直到三个弟弟妹妹都有了正式工作和固定收入为止。

　　周秉和说，我在延安枣园村插队，七妈回延安时到过我们村，竟然没提我一个字，晚上是同学告诉我的。后来我参军，写信告诉伯父伯母。那时，有很多干部子弟为了不上山下乡，走后门去当兵。伯父知道我当兵的消息后，硬让部队把我退回来。秉建从内蒙古当兵，在北京新兵训练时，还乐哈哈回家看伯父伯母。伯父说，你父亲的问题还没落实，你不符合当兵条件，也给退回到内蒙古大草原继续当牧民。刚开始，我们都想不通，秉建哭了一回又一回。后来终于想通了，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秉建后来嫁的就是蒙古族小伙子。我那时也改了名字叫周志延，七妈特别高兴，说我志在延安。后来，农民推荐我到北京上大学，伯父查问了一阵子，农民都证明我表现好，他们推荐的我，伯父这才高兴。

　　当代领导人常到西花厅

　　周总理的卫士高振普将军，退休前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他现在仍然管着西花厅，他说，国家领导人经常去西花厅。周恩来有个规定，政治局委员出入西花厅不用登记预约。很多中央领导同志晚上散步走进来，和总理聊聊天。李先念的院子与西花厅一门之隔，进来时给我们打个电话，有时还没等我们开门，他已经站在了门口。江泽民同志来北京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到西花厅看望邓大姐。习近平来北京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参观西花厅。

　　西花厅是当代领导人敬仰的地方，很多领导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夫人来这里看看，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他们被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俭朴生活所感染，都说周总理了不起。西花厅里的办公和生活用品，体现出周总理的精神和作风。周总理在西花厅工作生活了26年，邓大姐在这里工作生活了42年。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反对修缮西花厅，认为没有必要花钱把房子修得那么好。1994年，李鹏担任总理时，看到西花厅的房子破损严重，才决定进行修缮。如今，温总理每天晨跑都到这里。

　　本报道得到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及信息资料部主任邱文利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