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上海汇集了国民党25万海陆空部队，同时钢筋水泥碉堡有3800个，掩体碉堡1万多座，还有两万多颗地雷。国民党守将汤恩伯称：“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1949年5月23日晚上，解放军提前发起总攻，为了不打烂城市，进入市区作战时，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至27日，在第三野战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在上海工人群众的逼迫下，上海完全解放。解放上海从战术上充分考虑了保全这座大城市的完整性。

　　既要将敌人消灭，又不把城市打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曾将这一仗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重镇，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就成为中国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亚太地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上海私营金融业的整体资金实力已大大削弱，但仍有119家私营银行、80家钱庄和5家信托公司。

　　解放前，上海汇集国民党25万海陆空部队，已构成了外围阵地、主阵地、核心阵地等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碉堡有3800个；永久半永久的掩体碉堡1万多座；还有两万多颗地雷。同时，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上海市民并不了解解放军，那时在他们心里，解放军就是“共匪”，要来抢他们的东西。国民党守将汤恩伯称：“我们的大上海，要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但事实并不如汤恩伯所预料。

　　完整地解放大上海

　　解放上海从战术上充分考虑了保全这座大城市的完整性。

　　在1949年4月6日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粟裕就明确提出：“对上海采取完整接收。”

　　当时，解放上海计划了三种打法，第一，围困战法。当时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炭，所需数量很大。如果长期围困，不仅人民没有吃的，工厂机器不能运转，连自来水都没得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因此这种方法不可取。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虽避开了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所以，这一战法也不可取。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但吴淞周围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

　　权衡利弊得失，第三种方案被认为最佳。

　　5月12日，解放军第九、十两兵团向上海外围守敌发起进攻，主要箭头指向吴淞，汤恩伯被迫从市区调出3个军增援，从而使市区更加空虚。

　　5月23日晚上，解放军提前发起总攻，为了不打烂城市，进入市区作战时，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24日，上海守敌全面退却。

　　5月26日至27日凌晨，第二十军在铁路管理局等地接受国民党守军1500人投降。第二十三军在造币厂等地歼灭国民党守军9400多人。第二十六军攻占真如车站等地，俘虏和接受投诚国民党军3.2万余人，进至江湾以东地区。

　　5月27日，在第三野战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在上海工人群众的逼迫下，据守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国民党第二百三十师8000多人缴械投降。

　　至此，上海完全解放。

　　战上海的枪声刚停，华东局率领接管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上海市区，在地方党和群众配合下，按系统有秩序地展开了接管工作。三野参战部队，除担负警备任务者外，立即撤离市区。进入市区的机关和部队，严格遵守城市政策纪律，坚决执行约法八章，并把后方置于市区15公里之外。在币制没有明确规定之前，不购买物品。同时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制止不法行动，打击敌特破坏活动，收容散兵游勇；保护公共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保护外国侨民。在进入上海之前，粟裕就规定“战斗部队初入城时，如一时找不到公房，一律过露营”。第三野战军进入市区的部队露宿于街道两旁，吃的是15公里以外送来的冷饭。

　　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不仅得到上海市各阶层人民的拥护、爱戴和赞扬，而且在世界上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

　　完整的布防图交到陈毅手上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拼死挣扎，曾狂言要把一个破烂的上海留给共产党。当时，活跃在各条战线的8000多名地下党员，及时制订和部署了保护大上海的斗争，他们开展秘密的反迁移，反破坏，反屠杀，保护工厂机关学校的斗争，把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的破坏降低到最少程度。

　　“解放前，上海有着非常完善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分布在各条战线上。”时任暨南大学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的朱鸿兴告诉记者。

　　当时，上海市的地下党工作由上海市委统一领导，下属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商业职工委员会、教师运动委员会，甚至在国民党警察局的内部还有警察委员会，他们打入国民党的核心，保护了大批的地下党员。

　　在8000名地下党员中，最多的是学生地下党员，共有4000名，“1947年我到达暨南大学开展地下党工作时，那里只有7名党员，快速的发展地下党员就成了主要工作。”

　　朱鸿兴向记者回忆了发展的全过程。

　　“首先是把一些进步书籍送给学习工作比较突出的学生，由于要尽最大可能隐藏身份，因此最开始只是把《童年》、《在人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给他们看。”在当时，这些书可以公开阅读，但市面上很难买到。

　　在交流感想的过程中，朱鸿兴留意到一些学生产生了进步思想，“我就开始借给他们一些不能公开的书籍，当时比较受学生欢迎，作用比较大的书是《西行漫记》，学生们从这本书中了解了共产党，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让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变化。”

　　接着，便是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当时每个行业都有外围党组织，比如工人运动委员会的益友社，商业职工委员会的华联同学会。”而暨南大学的外围党组织则是雷社。

　　当时，朱鸿兴秘密地把每天新华社电讯记录下来，编纂成内部刊物《学生报》、《黎明》、《迎春歌选》等，这些秘密刊物在雷社内传播，启发了进步学生加入共产党的意愿，一些学生还主动提出入党。

　　“我不能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因此我会告诉他们，好啊，你想入党，我也想，我们一起试着去联络地下党，能找到的话，就加入。”

　　当时的入党申请书全部用米汤在一张白纸上书写，米汤干涸后看不到纸上的文字，阅读时用碘酒在纸上刷一遍才能识别。“这些入党申请书在阅读后，必须立即烧掉，避免被敌人发现。”

　　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地下党内部所有人员只能单线联系，“有了指示，我的上级党委会有专人跟我联系，而我只通知下级的4个党组负责人，然后再一级级地通知下去，直到每一名地下党员。”出于保密的需要，这些指示不能记录，全凭口口相传，“我们的脑子都很好，听一遍就记住了。”朱鸿兴笑着说。

　　1949年5月初，根据闸北区委的紧急指示，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解放军急需上海市城区街道的详细布防图，要求各党支部收集情报。

　　“我们白天就在街上假装‘逛马路’，把所有马路两侧的工厂、商店、仓库、学校、医院，特别是国民党军警机关所在地的门牌、名称、岗亭哨位和碉堡的位置统统记清楚，回到家里凭着记忆绘画。一条条详细具体的马路地图交给党支部汇总，然后拼凑成完整的地形图。”

　　任务在一星期内就全部完成了，这张完整的布防图随后送交到陈毅粟裕大军，成为了解放军进攻和接管上海的作战地图。

　　亲历者忆解放时刻

　　曹者瑜：原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家住在南汇县一个小小的江南水乡。5月12日那天从西边传来爆炸声，我赶忙跑到外面向西望，火光冲天，爆炸声越来越密。

　　回到家父亲问我西边怎么了，我说西边半边天都红了，人家说“共匪”要来了。父亲听后说，不是“共匪”，是共产党，共产党来了要分田地的，共产党来了就有饭吃了。

　　第二天刚吃好中饭，听到外面整齐地进来一支部队，到我家门口停了。有几个人见我们家大门开着，就进来问我父亲能不能让他们烧饭，我父亲同意了，叫我母亲添些柴给他们。他们做了饭，菜就吃在横沔港路上挖的几根小蒜。我父亲见了叫母亲去菜地里摘了几条黄瓜，切成薄片腌了给他们，他们笑着也就吃了。

　　我胆子大了些，靠近他们看，就见胸前有一布牌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吃好了，水壶里灌了些热水，拿出两张蓝色纸币给我父亲，我父亲也没推让，收下后就放在抽屉里。他们出去后跟了队伍继续往北走。

　　毛建新：原黄浦区人民政府干部

　　我今年79岁，1949年初，市民手里还拿着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但上午发的工资下班后再去买东西，就不值钱了。后来，买米买菜都得拎着成捆的钞票。

　　此时，白色恐怖笼罩申城。反动派对人民实行血腥镇压，特务横行，“飞行堡垒(旧时上海警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5月21日，反动派还以“银圆贩子”的罪名，在南京路大新公司门前闹市杀害革命人士。

　　5月25日清晨，雨后初晴。我从安仁街厂里出来，去门市部吃早饭，走到方浜路口，看到许多解放军战士，怀里抱着钢枪，露宿在屋檐下。胶鞋和裤腿上都粘着泥巴。人们对连日作战、正在酣睡的战士，不忍心叫醒。有人看到刚睡醒的战士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招呼他们进屋休息。战士们说：不打扰了，谢谢！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动情地说：这是仁义之师。

　　忽然听到有人高声说，警察局扯白旗投降了！我跟着人群去看热闹。走到光启路口，看到一辆吉普车停在路口，车上的义务警察被勒令缴了枪，狼狈地逃走了。在方浜中路59号，看到分局二楼窗外的竹竿上，挂着一条白色被单。

　　5月2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宣告上海解放。并反复播放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最为壮观的是，当天下午，部队从江湾、五角场等方向开进市区。骑兵部队威武雄壮地通过外白渡桥，步兵们肩上扛着从战斗中缴获来的全副美式装备，排着四路纵队，精神抖擞、昂首阔步地开进市区，市民们高举“欢庆上海解放”的横幅，一路上红旗飞舞，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张崇信1949年，我7岁

　　5月24日学校里的气氛就不对劲，老师早早让我们放学回家。家里姐姐们和妈妈在嘀咕着关于“打仗”、“陈毅”、“解放军”的悄悄话。

　　晚上，调皮的我偷偷地跑上三楼最高处，从北面的窗子向苏州河方向望去，只见漆黑的夜空一次次被映红，紧接着就传来一阵阵沉闷的“轰、轰，哒哒哒”的枪炮声。

　　5月25日早晨，我提着小钢精锅小心翼翼地走出弄堂，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穿着黄布军装的士兵齐刷刷地躺在人行道上，少说也有七八十个。有的搂着枪侧卧着，有的抱着枪仰卧着，一个个静静的睡得正香呢！靠墙边还支着好几挺黑油油的机枪！他们头上戴的不是美式钢盔大盖帽，而是缀着红五角星的软边鸭舌帽；脚上穿的不是牛皮军靴，而是白布袜黑布鞋，小腿被绑腿裹得细细的。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士兵装束。他们一律头靠墙、脚朝路。没有盖被子，5月的上海晚上还是很冷，从他们蜷缩着的身体能看出来晚上吃了不少苦。

　　一名荷枪的哨兵正在静悄悄的马路上来回走动，看到我们姐弟俩就停住了脚步，静静地等我们从他面前穿过了马路才打了个哈欠继续踱步。奇怪的是，“老苏北”夫妇依旧在老地方摆摊，像往日一样笑嘻嘻地卖大饼油条和豆浆，似乎这些当兵的根本不存在似的。

　　吃完早饭，当我背着书包第二次走出弄堂时，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像变戏法似的全都不见了。马路上干干净净，连一张纸片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