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开近代大学教育先河

　　天津大学校园内，阳光清爽。

　　此时正是毕业的时节，许多学生穿着不同颜色的学士、硕士或博士服，三三两两地选着校内的景色拍照。有些学生站在北洋广场的一个石亭外，将这巨大的建筑作为背景。

　　亭上刻着一行字，写有“北洋大学堂·1895”的字样，“北洋大学堂”这个名字，就是这所学校的前身。

　　1867年，李鸿章被朝廷任命为湖广总督。担任这一职务其间，有一个叫盛宣怀的人协助他处理了很多事物。这段经历让李鸿章对盛宣怀颇为赏识——在盛宣怀去世后，他的墓志铭上就写有“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这样的评价。

　　若干年后，盛宣怀来到了天津出任官职，由于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所以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指点下，很是做了一番事业，其中在教育方面，就是筹办了北洋大学堂。

　　当时有一位叫丁家立的美国人，在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担任秘书，同时自己创办了一所书院，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引起了盛宣怀的注意，因而在筹办大学堂时，对此人特别倚重，从章程等原则问题到具体教学内容，都以丁氏的意见为据。

　　1895年，经光绪皇帝批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从此开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先河，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它分为头等与二等两个学堂，后者为预科。

　　从其开设的课程就能看出，北洋大学堂的教育带有很强的实用色彩，所设的五个学科包括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和律例学，而各年级的基础课则包括了几何学、微分学、绘图、翻译等等。

　　在北洋大学堂成立三年后，朝廷准予设立京师大学堂，由梁启超代拟章程。虽然此后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维新进程受挫，但是新式学堂的兴办并没有停止。在1901年，政府还下令各省的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

　　后来的学者认为，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为国内高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颇有示范作用，且推动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

　　八国联军入侵曾一度致使学堂停办，不过1903年该校复课，若干年后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等人悉数毕业于此，其中不乏一些领域的奠基之人。

　　一边算数一边读经

　　英语、几何、代数、三角——这是北洋水师学堂的一部分课程。

　　经解、策论、诗赋、骈散杂文、天文、算学——这是清末在天津成立的集贤书院的部分课程。

　　两个学校成立的时间，前后不过相距六年，但教授的内容有很大差别，传统的四书五经与西式的自然科学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而对当时的整个中国来说，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与政治格局，都受到了外来势力的重大影响，使整个国家处于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与融合之中。

　　据史料记载，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主要分为驾驭、轮管两部分，除了学习科学知识外，仍保留国文、读经这样的传统课程，明显受到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

　　在经过四年的系统培训后，水师学堂的学员要上船实习，在一年的时间里学习操作大炮、洋枪、刀剑，上桅接绳、用帆等等。在此期间学员要参加两次考试，都通过后可以作为把总候补，成为低级军官。

　　至于武备学堂的课程内容，在天文、算学、经学等方面与水师学堂并无二致，但同时也开设带有鲜明陆军色彩的课程，比如炮台营垒新法，马队、步队、炮队的操练，以及行军布阵等等。

　　和早期的传统官学一样，新式学堂对学生设有补贴和奖励。比如水师学堂最初规定，将考入的学生按水平分为三个班级，第一班每月每人补贴一两银子，第二班每一季给“衣履费”二两，第三班则每一季一两，后来这些待遇还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不过学校对于学生的管理也相对严格，并且管理得很细致，如武备学堂甚至规定“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