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邱伙胜被控受贿105万元，1月27日在广州中院出庭受审。庭审中，邱伙胜表示其受贿全因被情妇韩某勒索，其中98万元的赃款全部落入情妇口袋。(据1月28日《广州日报》报道)

　　贪官陷入“情妇门”并不算是多么抓人眼球的新闻，在邱伙胜之前，贪官与情妇的丑闻已让人目不暇接。邱伙胜与其他“一贪为红颜”的贪官唯一有些不同的是，他是“含泪索贿”的。据新闻披露，在庭审中，数名行贿人在证词上都提到，邱伙胜在要钱时泪流满面，说如果没有钱就会“家破人亡”或者“两公婆要一起跳楼”。

　　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场面经媒体曝光后，“含泪索贿”一词迅即蹿红网络，邱伙胜也被网民揶揄为“史上最委屈的贪官”。贪官落泪的新闻也见过不少，有的是在法庭上因为悔不当初而落泪，有的是回想起童年生活的艰辛而落泪，但因情妇强悍被迫索贿而落泪的，这还是头一遭。

　　时下，一些贪官在陈述腐败理由时总是“语出惊人”，腐败雷语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比如，广州一贪官在接受审查时竟称，“人家送钱给我是对我的尊重”；而另一贪官在家里藏了221万港元，竟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个人爱好”。这些惊人的“雷语”不得不让人感慨，耻感文化在一些官员心目中彻底灰飞烟灭不见痕迹。

　　17世纪的荷兰法学家斯宾诺莎曾在《伦理学》中写道，耻辱是从我们感觉羞耻的行为产生的一种痛苦。这种“痛苦”，实际上就是道德的耻辱感，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感。它是行为的理性精神，是对人类基本的道德尊严和价值尺度的坚守和维护。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耻感文化”安放在大众生活的层面上，以耻感文化来教育大众过马路不要闯红灯、乘坐公交地铁时要礼让排队等等，耻感文化与大众的道德素养发生了诸多关联。但现在看来，真正应该加强耻感文化教育的，恐怕还是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们。有道是“官德降，民德融毁”，没有耻感文化的熏陶，一些贪官的言行不可避免地会浸染社会空间，浸染的负面效应靠法律的惩治并不能彻底挽回。

　　“含泪索贿”就是一面丧失了耻感的镜子，它映照着当下社会里“耻感文化”失灵后一些贪官们丑态百出的“闹剧”。这面镜子也在警示着中国廉政建设中的诸多短板，只有让“耻感文化”这台机器运行起来，官员们才不会为自己留下“脱耻”的暗道。在接受了法律的惩治后，“耻感”的存在才能迫使他们真正忏悔，给自己的良心一个真正的交代。(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