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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或再缠中国20年
外电称中国被高房价难住
当一大堆“房价难题”不断搞痛中国社会的时候,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姜伟新昨天一席话让很多人心里沉甸甸的。他所说的“未来20年中国房价上涨压力仍然很大”盖住了他关于政府将要调控房价的种种承诺,一些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房价可能要“再涨20年”。有外电称,这个问题难住了中国,许多最基本的命题,如中国城市居民真愿意降房价吗,支持和反对的各是什么人,怎样平衡这两种人的利益等,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讨论。从世界角度看,中国的房价在失控,人们关于房价的情绪也在“失控”,不断有人预言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吊车之国”———西方媒体曾用这样的比喻表示对中国房地产活力的羡慕,但最近两年,这样的美丽比喻换成了“泡沫”这样的警示语。中国两会期间,《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称为“疯狂”,并举例称不久前上海一投资者一天买下54套房子。文章颇为担忧地说,就中国而言,泡沫破裂会影响到很多国家,因为中国是增长最快的大经济体,也是迄今拉动世界摆脱衰退的主要引擎。路透社将“房产泡沫后果”称为中国政治风险的主要看点。报道说,2010年房价上涨速度放慢,投资增加更为平稳,但投资者应该开始注意两个大的政治问题。一是大多数普通人越来越买不起房,这有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二是房价骤跌会引起大痛,不仅波及银行还有花尽积蓄买房的许多中国人,2008年股市暴跌70%没引起社会动荡,但如果房价崩盘中国人损失将惨重得多。日本《读卖新闻》8日的社论说,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当属全国范围的不动产泡沫。防止不动产泡沫破裂又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今后中国将要面临的难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中国过去引起人们热议的话题很多,如国企改革、股市等,但涉及人群有所不同,住房问题则是全民性话题。曾多次访问中国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船大难掉头”,住房问题对中国政府的考验堪称是世界最大的难题,没有其他国家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人敢轻易冒险做出太大调整。甚至可以这样讲,美国的医改政策、欧洲目前的欧元危机等问题在中国住房问题面前只能算“小儿科”。鲍威尔认为,中国住房问题突出的矛盾最起码还要经过10年。但他不认为中国房地产现在坐在一个大泡沫上,因为中国的市场需求实在太大,现在不是百姓不想买房,而是买不起房。中国学者江涌8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房价问题是中国各级政府经济政策控制中最失败的地方,而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将是今后数年考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
高房价困扰世界多国
“中国之痛”还是“世界之痛”?
对世界来说,魔术般的中国宏观调控几乎是无所不能的。但在不断蹿升的大城市房价问题上,这个魔术失效了。庞大、欠发达的中国被上海、北京、广州等富裕的城市点缀着,中国牵动世界的住房竞争在这些城市上演得最为激烈。中国想进入这些城市的人多得可以令人倒吸一口凉气,这种永无止境的需求被很多人认为是比政府的土地财政更根本的房价刺激因素。
实际上世界大经济体都出现过或正在出现房价暴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说,欧美发达国家的建设热潮开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末,而那时也是欧美住房矛盾最为尖锐的时候。与中国现在的情况相似,建筑增长同时伴随经济增长,造成房价一路高涨。现在他们已经走完那段路。
印度经常被视为中国的“参照物”。德里整体房价远低于中国,但价格高低很不平衡。在德里市区,住宅楼房受限通常不得高于3层,商品楼房极少,二环路以内的一栋小楼(200平方米,3层)报价能到五六百万美元,类似的房子租赁价格每月要1.5万元人民币。越南被很多人称作下一个“小型中国”,它的发展跟中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其首都河内的房价2003年前后约在2500元人民币/平方米,现在这里的公寓房达到1.2万-1.5万元人民币/平方米,不过这种高房价主要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即使在国土辽阔、土地可以被视为“无限”的俄罗斯,像莫斯科、圣彼得堡一样的大城市,同样出现了房子价格高得离谱的现象,莫斯科普通房子达到5000美元/平方米,市中心房子高级白领也买不起。
居住在柏林的奥勒是一个区的普通公务员。他家的税后收入和两个孩子的补贴每月为3000多欧元,属于典型德国家庭经济模式。他告诉记者,他家的房子面积为90平方米,8.5万欧元,价格属中等。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日中美关系研究院士渡边幸治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过去在不动产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地价不受任何控制地飙升让日本平民几乎买不起住宅。可以说日本经济就是不动产泡沫吹起来的。后来,为保证平民买得起住房,由政府创设了比一般民办银行利息低廉的贷款。这种贷款由“住宅金融公库”经手,只限购买家庭用住宅等。此外,政府还建造了大量公寓供不同收入的人租赁居住。保证了日本人基本都有住房。
西方预测中国房产泡沫将破裂
贫富差距成调节关键
西方舆论经常强调中国政府对国家经济控制管理的力度,但对中国能否让中国房地产市场顺利“减肥”而不是“泡沫突然崩裂”大都悲观,有人甚至预测了时间表,比如前摩根士丹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这种“政治驱动的”泡沫———地方政府为了保持经济增长而拥抱房地产开发———可能在2012年破裂。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认为,在中国解决住房问题,不能指望“以房治房”,根本出路在于调节贫富差距,这也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很多人认为抑制房价只要做到两点:一是政府愿意让利,按国际通常的情况,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率应该在20%左右,相当部分其实是政府在转让土地时的收益;二是能否让地产商不那么“贪心”,也能让出一定的利润空间。但鲍威尔指出,在中国解决住房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住房所关联的问题之多是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房地产拉动着就业、信贷、基础原料生产等非常长的链条,如果使房地产降温,那么其他问题又如何解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居民生活现代化发展迅速,这在西方国家是分开进行的,但在中国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使所有矛盾集中到了一起。江涌认为,解决住房难题,政府可能要进行第二轮社会改革。要想让大多数人过上富裕日子,必须要改革利益集团,切出一部分蛋糕。江涌认为,中国的以往改革绝大多数都是在维持现有利益的基础上做增量,通过增量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但解决住房问题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