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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越洋接受中国媒体访问
为今年问世的中文版小说《纯真博物馆》,诺奖得主帕慕克日前接受中国媒体的越洋采访。本报特约中华读书报康慨采访。
问:你以前的几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雪》和《白色城堡》,涉及几个重要的主题: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当代政治。但《纯真博物馆》写的是爱情,又不仅仅关于爱情。那么,你想在爱情之外告诉我们什么?
答:我所有的小说都是通过一个窗口来看我的文化,我的国家。《我的名字叫红》是通过艺术,《白色城堡》通过身份,《雪》则通过政治,而《纯真博物馆》是通过爱的视角,再一次审视这些同样的景观。
它是个爱情故事,它也是一个非常阶级化的、文化的主题。我的主人公凯末尔对心上人芙颂的爱情自有其普遍性一面,可这种普遍性也是有限度的。凯末尔是个富裕的、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的土耳其,凯末尔理解的世界与读者理解的世界存在着不同。确切地说,这部小说是上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土耳其社会或伊斯坦布尔的全景展现。
事实上,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意大利、阿拉伯诸国以及印度,人们读它的兴趣更大,因为它所触及的并非过去,而是今天的、当代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它又不仅仅是关于对女性压迫或性禁忌的,它还写到了迷恋,写到了我们怎样深陷于爱情而无法自拔,所以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兴趣点。
问:你在书中所写:“在这类电影里那些好心的姑娘最后都会死,而坏姑娘们一律会变成妓女。”很不幸,这也是芙颂――那好心姑娘的命运。为什么你不让她对这压迫性的体制多一点反抗呢?
答:她就是这样的。我不相信那种强加的乐观主义。对我而言,小说的目的是去呈现这世界的残酷性以及它怎样达到这种残酷。芙颂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电影明星,只要她更世故些,但她身上的某种纯真让她做不来这些。
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真理:一部有着幸福结局的爱情故事不能算是爱情小说。
问:我有位同行读了《纯真博物馆》,她说她很痛苦,同时也感到高兴,因为爱情终于显出力量,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在你无法去爱的时候,你才能感到爱的存在。她想知道的是,真爱只能出自禁忌吗?
答:首先,这本书不是关于追求爱情的。爱情说穿了是件社会性的事。我们都有去寻找精神伴侣、性伴侣或生活伴侣的欲望。都有爱别人的欲望,我们需要安全、友情、性和家庭。
另一方面,我不相信爱情会战胜一切。事实上在大部分的作品里,我想表达的都是,关于爱情的一切文化建构,一切想象,都是高度误导的。追求真爱并非这本书的目的,芙颂和凯末尔的爱情里有些部分并不是那么纯真,可这不是本书的重点。重点其实是所有人都在其文化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真实的接触。虽然我们相信有真爱的存在,但事实上,它大部分时间都要受到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左右。真爱本该是超越文化、阶级和历史的,但这可能吗?很不幸,我认为不可能。
问:写一部《纯真博物馆》,再建造一座真正的纯真博物馆,这看上去很有意思,但你不担心那座真的博物馆会破坏读者的想象吗?
答:是的。好多人也这么跟我说。可你别忘了,我写我的书,我跟着感觉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建个博物馆,可我信这个,我相信幼稚和天真。它其实是对我过去想当画家的一种褒奖。
这个博物馆并非要证明我的故事是真的。不,我的博物馆将说明这些东西都是伪造的。我不假装这故事是真的。我其实一直都在说这故事是假的。但这些东西都在书里写到过。我的博物馆是关于艺术的陌生化的。
问:你下一个写作计划是什么,另一个伊斯坦布尔爱情故事吗?
答:不是爱情故事。里面也许有爱情,但这故事写的是伊斯坦布尔的穷人,那些从安纳托利亚,从土耳其乡下来的移居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人,几百万的人来到伊斯坦布尔打工,他们做街头的小贩、饭馆的服务员,我写的是那个年头伊斯坦布尔的贫穷与爱。话说回来,我不该把这看做另一个伊斯坦布尔故事,它应该是一个移居到大城市的生活(故事),发生在那个贫穷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