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842-2010》作者：刘香成凯伦?史密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4月版

　　摄影师刘香成

　　英国策展人凯伦?史密斯

上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让每个人都会对其有自己看法的城市―――即便仅仅是想象。她的浪漫堪比巴黎；特定时代风格的建筑似有伦敦郊外的影子，又有欧洲装饰艺术的风格。高楼耸立的未来城市景观，令人联想纽约和芝加哥，上海散发着无法掩饰的魅力。《上海：1842-2010》通过珍贵的历史照片，讲述现代上海的形成，历史影像引导我们触摸过去，但过去经常只是一些破碎的片段。

刘香成已经忽略了自己的很多身份：曾经的美联社摄影记者、迄今惟一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华人、成功的媒体集团管理者……现在，他只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企业联合馆的策展人，以及一本沉重画册的编者。《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是他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二本书。等待，需要的不仅是耐心，还有幸运―――他好像从未缺席这个国家的伟大瞬间。现在，我们请来这本书的另一位合作编者凯伦?史密斯女士，与刘香成一起谈论上海。

开端

从鸦片战争开始

新京报：做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刘香成：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后，主办方就找到我，说除了政府主导的中国馆建设之外，还准备由几十家企业联合起来再做一个馆，邀请我和凯伦做这个企业馆的策展人。主办方希望企业馆里能够实现良好的公众互动，于是我先做了个网站，按照十个不同的主题，请各地的摄影师上传有关上海的图片。这些图片数量很多，也非常有意思。慢慢我发现，似乎应该做一本书了。

凯伦?史密斯：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去看世博会，但是仍有更多的人无法亲临现场，如果有一本书来承载这个使命，就可以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上海。

刘香成：在这个工作中，我们获得了许多极好的资源和帮助，比如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通常情况下是很难看到的。在书的最后可以找到名字的图片作者有89位，一些更老的图片甚至根本无法查证作者。

新京报：你有什么惊喜的发现吗？

刘香成：在怡和洋行伦敦总部，我得以进入他们的档案室寻找资料，当我挑选了一些图片后，在某个摆放文具的房间里突然发现墙上有一张铜版画：那是1842年的一艘军舰上，许多英国人在场，中间坐着清政府的代表，所有人都面带笑容。后来我知道，那是签订《南京条约》的现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就决定，把它放到这本书的开头。我们用影像复述上海，就从鸦片战争开始。

梦幻

上海是中国的缩影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开头？

刘香成：上海就是外国人看中国的一扇窗口。为了编这本书，我和凯伦查阅一百多年的历史，研究外国人如何看中国。结果发现，因为上海是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我们暂且不谈这种开放是被迫还是自愿，事实上上海成为了中国的缩影，寄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很多幻想。

凯伦?史密斯：长久以来我们固执地认为，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是一个很浪漫、很疯狂的地方。好像上海人的生活就是不断在开派对，一直在玩―――这个印象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看到图片构筑的真实历史，感到不可思议：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灯红酒绿的照片。选进书里的只有一张照片是人们在跳舞。

新京报：我注意到余秋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他梳理上海的历史，归纳起来就是一个词：“开埠”。

刘香成：是的，最近十多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上升，中国人获得了空前的自信，慢慢能够平淡地、客观地回想从1842年到今天，西方国家在上海做了些什么事情，有坏事，也有好事。比如最早的自来水、最初的城市规划、最新的有轨电车等等。“开埠”是早年上海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步骤。

记忆

历史的另一面

新京报：比起亲自去拍摄照片，编辑一本摄影集的工作量可能更大，也更困难，你选择照片的标准是什么？

刘香成：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头脑中会有不同版本的上海。我想起1976年第一次到上海的见闻，那是5月份，我住在南京路的国际饭店，听到楼下敲锣打鼓。一看，很多人聚集在人民广场，过去叫跑马厅的地方，高喊口号，并且把“邓”字反过来贴在墙上。那是第三次批邓，现在想起来，是邓小平后来推进经济改革，才有了今天的上海。但是1976年，无人预知他的命运，也无人预知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

锦江俱乐部也是在1976年刚刚恢复，我记得那些从“文革”中侥幸活下来的老师傅，还会做法国的牛尾汤，不过要吃甜饼的话，我们需要自己带甜酒去让师傅制作。老上海的洋气，像慢慢复苏的传统，这个复苏的过程在我脑海里留下感性的印象。

到了1977年，上海人开始流行拍婚纱照，不过人们为了省钱，只租用一套婚纱的上半身。这看上去有点好笑，因为那时候婚纱摄影只能拍到肩部以上。现在我挑选图片的时候，这些记忆都会复活，我就是考虑图片本身有没有帮助人们去理解上海的变化。

凯伦?史密斯：我是1990年到上海的，大概1994年到1996年前后，上海开始形成了小小的艺术圈子，艺术家还是比较前卫的群体。我在许多影像中发觉，在此之前，也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上海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举例来说，我前几天刚看到马克?吕布的展览，有一张他拍摄于1983年的照片，是在外滩，一个母亲领着她的孩子。这个母亲穿高跟鞋和丝袜，身上只有一件毛衣，长度恰好包住屁股，然后腿上就是光光的。这身装束今天依然算是时髦，但那是1983年，上海人就这么穿。

新京报：为什么过去很少有人向世界讲述上海的另一面？

凯伦?史密斯：很多外国人根本不愿意看到另一面。我看到莫斯科一位外交官写的书，大约在1937年到1940年这段历史，他批评很多传教士在上海的生活很奢华，花很多钱修建漂亮的教堂和住宅。那本书写得很讽刺，说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总是在骗人捐钱，理由是：“你们如果不给我钱，我怎么去帮助可怜的中国人？”

刘香成：我也看了这本书，最感到吃惊的是，有一个可能不够严谨的计算，说自从利玛窦来到中国，一直到1900年，三百多年时间里西方教会在中国发展的信徒人数，与他们传教所投入的资金相差巨大，平均每发展一个中国人信教，要花掉十万美元。

凯伦?史密斯：那是相当昂贵的成本。不过这种书，在西方也属于“政治不正确”。我向许多人找关于上海的书，他们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那些书讲得不对”。我们现在这本书，如果放在以前，即使西方国家大概也不能出版。因为去过上海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虽然不多，却基本掌握了西方世界的话语权。

成长

震撼世界的速度

新京报：除了纵向追溯上海的历史，今天有世博会这个契机，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上海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色是什么？

刘香成：上海最初是一个烂滩，去那里开发烂滩的很多是广东人，以及苏北比较穷的地方，还有安徽、浙江的人。不过上海人从来不会说这些，他们以身为今天的上海人而骄傲。

我们知道过去，才能够想象将来。说白了，上海今天的意义在于，中国人希望全中国每座城市都变成上海，所有城市都在追赶上海的发展速度，就是有这种愿望。我为了给这本书找个合适的结尾，就拍了两个女人开着跑车飞驰在街上，远处是浦东的高楼大厦。当时我坐在她们的车后座上，好难搞，1/8秒的快门，还要有足够的景深。最后出来这张照片，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上海速度”。

新京报：你拍尼克松访华的那张照片也很有趣。

刘香成：1982年我陪着尼克松从杭州坐专列回上海，因为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是在杭州谈判，又回到上海来签署的。那天在专列上他心情却特别好，他知道自己打开了中国的门，这将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他提着一篮子青岛啤酒，像乘务员一样给大家发放。你看到照片左下角那个人，是李肇星，当时他在外交部新闻司任职。李肇星回头提醒了我一下：“你的相机在哪里？”

我立刻拍下了这个场景。到上海参加晚宴之前，我在酒店里洗出照片，发完稿，觉得这张挺有意思，就多洗了一张送给尼克松。他问：“你还有没有？”我说：“等一等，我再洗一张。”他就在其中一张上签名，又送还给我。

新京报：从摄影家的角度来看，你的上一本书《中国》到现在这本《上海》，视角有什么变化？

刘香成：从一个庞大国家，到聚焦一座城市，这样来看是由大变小。但是《中国：1976-1983》离现在更近一点，只是60年前的中国，而且是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上海：1842-2010》跨越三个世纪，这么长的岁月留下的影像，不可能全部是中国人拍摄。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由小变大。

你用文字讲故事，而我用图片。比如有一张1937年的家族合影，是上海丝绸大亨莫清的全家福，背景是他们家的房子。后来这家人搬去香港，上海的房子在1965年住进了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在这里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新京报：无论拍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你的照片都是从细节切入。

刘香成：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不重视细节，中国人喜欢跟你讲大道理，好像不讲大道理就不够权威，不能说明问题一样。中国摄影也有这个问题，要么去拍皇帝，要么去拍长城，去到哪里都拣大的拍，忽略生活化的东西。因为中国人的习惯是自上而下，而西方人是自下而上。我想抓住中西方的这个交叉点，中国人一看就明白，西方人也可以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