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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毕鸣岐旧宅
常德道78号
特点:该宅邸系毕鸣岐1944年以水顺堂毕名义购自玉德堂苏的房产,转年赠予其子毕守藩所有。占地916.67平方米,建有琉缸砖大筒瓦尖顶西式平房13间,灰砖平顶房5间,设有卧室、会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锅炉房、杂房等。总建筑面积275平方米。室内装饰讲究,木地板、三槽窗,卫生和采暖设备俱全。
毕鸣岐(1902—1971),字凤岗,山东利津县毕家咀村人。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是著名的爱国民族资本家。
1925年,23岁的毕鸣岐在济宁的一所小学校当老师。他热爱教学工作,但他所教授的课程并不是他所擅长的德语。家中父母拉扯弟妹含辛茹苦,毕鸣岐当小学老师月薪微薄,根本不够贴补家用。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先到济南德商的德孚洋行做职员。这期间,山东民间兴起了“闯关东”的热潮,很多农民携带家眷到关外谋生。一个“闯”字,在年轻的毕鸣岐心里蠢蠢欲动。
终于有一天,他向同学借了30元路费,毅然搭上了北上的列车。谁也想不到,一个“闯”字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一个小学教员从此走向了洋行买办、红色资本家的人生道路。
在“五大道”地区,毕鸣岐家的房子至少有三处。大理道一处,常德道两处,这其中无论是书籍资料记载,或是其后人指认,都认为常德道的西式平房才算是真正的毕鸣岐旧居。如今,人们常常误认为常德道76号的西式平房就是毕鸣岐的家。但是,毕鸣岐的女儿毕守萍却告诉记者,76号平房后面的78号才是毕鸣岐的家,而在她的记忆里,当年的旧门牌是常德道98号。
记者从76号旁一条小胡同走进去,铁栅栏门里面只有一块杂草丛生的平地,而无半间平房。毕守萍在电话里向记者证实,毕鸣岐旧居确实已经被推平,“听说有关单位要在原址重建毕鸣岐旧居,也许过几年就能看见原样重建的房子了。”
他曾是冯玉祥的“经济顾问”
1928年,辗转了几家洋行的毕鸣岐应聘到哈尔滨任德商福茂洋行华经理。福茂洋行以经营大小五金为主。时值奉系军阀在沈阳兴办军工厂,成为福茂洋行一大主顾;同时该行又以德产机器和五金供给松花江造船厂和东北地区铁路局,因为福茂洋行业务兴隆,毕鸣岐的声誉也随着该行的利润上升而得到提高和巩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日寇的统治下,欧洲外商受到了打击,他在的福茂洋行也受到影响,业务萧条,直至不能经营,遂辞去福茂洋行华经理职。此时的毕鸣岐,年轻气盛,强烈的爱国心,促使他积极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因此受到日本特务的注意。为了躲避日本特务,他偷偷回到了山东济南。
回到家乡后,毕鸣岐很快就应聘于张家口德商德华洋行任华经理。德华洋行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从蒙古等地收购驼绒、羊毛、皮张,然后再从南方购进茶砖、丝绸等。贸易往来于张家口到苏联境内的库伦,主要靠与蒙古和苏联进行贸易。当时,察哈尔一带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民族同盟军”管辖。冯的部下有位叫石敬亭的军人,是毕鸣岐的同乡好友。经石的介绍,他认识了冯玉祥,并受到冯玉祥将军的器重,被委任为少将军衔咨议,负责经济工作。他曾经以德华洋行华经理的身份积极参加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国斗争。
收购洋行显示商业天赋
在很多回忆文章中指出,毕鸣岐非常具有商业天赋,在做生意方面总是独具慧眼。
1934年,长城内外军事趋紧,进出口贸易日感困难,他辞去了德华洋行华经理职务,出任上海德商孔士洋行买办。孔士洋行是德国洋行中的大行之一,经营大小五金、化工原料,并代销美孚石油公司的润滑油和机器油等。孔士洋行机构庞大,上海、汉口、广州、天津、宁波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总行设在哈尔滨。不久,他北上天津,负责筹办天津孔士洋行,担任华经理。
初到天津,毕鸣岐没有固定资金,开办费仅有1500元。但他广泛交际、经营有术,依靠汇丰银行的资金周转,天津孔士洋行很快就打开局面,生意兴盛。毕鸣岐在洋行不但享有高薪,同时还分享2%—5%的销货回扣,这使他获得巨额收益,每年收入数万元。
那时,洋行华账房都利用自己的优势,单独经营进口业务。毕鸣岐另立字号“永兴顺”,经营美国进口蜡料、黄白凡士林、汽车配件和五金工具等。他自己还囤积油料物资,并将囤积的油料制成化妆品投向市场。这种大桶买小瓶卖的生意,又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厚利。研究者认为,毕鸣岐在孔士洋行的十年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的不动产也多在此时购买。其间,他在天津拥有楼房5所,厂房用地和住房基地近20亩。他曾在北京西四武王侯胡同买进一所豪华平房住宅,内部设施极其讲究,他还存有黄金100多条。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赖于日本帝国主义庇护的孔士洋行倒闭,该行存货全部由毕鸣岐收购。第二年,他在天津个人出资10万元,创办了华甡贸易行。华甡贸易行的经营方式和品类范围,基本上与孔士洋行雷同,并沿袭了孔士洋行的国外业务渠道。为做到业务上的连续性,经与美商联系,继续为美孚石油公司华北总代理。他还大胆雇用了原孔士洋行的外籍副经理和两名外籍高级职员。不久,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市场,民族资本经济受到打击,华甡贸易行的业务受到冲击。他果断地运用自己的优势,转而经营出口土特产品,然后再换回工业原料。与此同时,他又创办了土特产品加工厂,从事核桃仁、红小豆、肠衣、猪鬃等加工业务。由于他的独特经营和善于管理,获得了很高的利润。随之而来的是他在工商界的声誉和地位的提高。
1948年,他被同业选为天津市进出口同业公会理事长;同年4月又当选为天津市商会会长。
心系祖国兴办民族实业
毕鸣岐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选择了民族大义。1949年春,天津解放不久,一艘美国商船满载着天津许多贸易洋行订购的进口物资,由旧金山驶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但货主都不敢前去提货。毕鸣岐挺身而出,向军管会主动作了请示汇报,经研究批准进港。从此,天津港率先恢复了进出口业务。当时全国各地的对外贸易都陷于停顿状态,而客观形势却给天津市的外贸业务带来了空前的繁荣。香港的华资公司纷纷派员来津成立分公司,上海的进出口商也来设立分支机构,当时对活跃天津市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毕鸣岐为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做出贡献,受到了市领导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毕鸣岐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副市长,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积极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投资。自1949年到1950年,他先后投资创办了新民化工厂、新大电锯厂、新中砖瓦厂、建业砖瓦厂、新成造纸厂。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赠给缅甸政府20吨直接棕G染料,就是新民化工厂生产的。为发挥私营进出口的作用,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毕鸣岐倡议进出口业组织起来,走联合经营的道路。这个倡议得到了天津数十家私营进出口业的广泛响应,对搞活外贸及后来组建进出口公司,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毕鸣岐在积极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抗美援朝期间,他率先捐献飞机一架,并带动天津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捐献飞机五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认购公债时,他每次认购的金额都为全市之首。他本人及其所经营的企业,累计认购公债20多万元,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毕鸣岐的爱国热情,当时曾受到天津市黄敬市长的赞扬。其认购公债金额之大,引起中国人民银行关注,该行曾派人专程访问,并创办了公债保管业务,毕鸣岐当场将20万元公债券委托银行保管。
毕鸣岐以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为己任,热心创办、资助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捐资山东省同乡会医院,使之扩建成为天津红十字医院;推动进出口同业捐资创建天津市实验小学;将天津自己的一所房地产捐献给社会,开办幼儿园;多次捐资支援灾区人民;他生前准备为儿童福利基金会捐资,因十年浩劫未得实现,粉碎“四人帮”后,由其夫人捐款6万元,代他完成了夙愿。专家支持金彭育记者马樱健摄影记者姚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