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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号在海上行驶,左上图为舰长邓兆祥
当水兵时的周荣
口述者:周荣年龄85岁离休干部口述时间:2010年5月12日
“重庆号”,1948年英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一艘功臣巡洋舰,它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最强的主力战舰,被视为“王牌”军舰,不仅军政要员登舰参观,连蒋介石都在舰上召开高级将领会议。
“重庆号”,1949年2月24日在舰长邓兆祥率领下,全舰官兵547人在上海吴淞口发动起义,制造了著名的“重庆号”起义事件。该舰起义后由吴淞口向北航行到达东北解放区。
“重庆号”,1949年3月21日被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多架轰炸机炸沉于辽西葫芦岛附近的渤海湾内。
61年过去了,“重庆号”沉没的那一刻时常浮现在周荣眼前。作为国民党政府赴英培训的一千名水兵之一,周荣同他的战友们与“重庆号”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不仅亲历了“重庆号”起义的全过程,更伴随着这艘著名的巡洋舰从英国普兹茅斯港一直驶进渤海湾。
那是中国海军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85岁的周荣在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但浓重的杭州口音,很容易让人将他误认为是这个城市的“新移民”。当年从“重庆号”起义后,周荣被分配到中国海军司令部航保部,不久他跟着前苏联专家来到天津,参与了天津港的设计规划和建设。
我原名叫周融,浙江杭州人。1945年,我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上海参加了接舰大队的招生考试,没想到那次考试改变了我的一生。
早在1943年,国民政府就准备筹建中国海军,但当时国内的海军人才几乎为零。国民政府于是就选派了一部分青年军官,以赴英美参加欧洲战场的战斗为名,去学习各种新武器的运用,继而等到作战重心转向日本的时候,成立独立的海军同英军共同对日。按照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的协议,由英国方面提供舰艇,中国派遣学员到英国接受训练,并接收英国赠送的舰艇。1944年,首批接舰官兵百余人先行到达英国,这批学员主要是接舰大队的士官阶层。此后,1945年至1946年,先后再有两批海军训练班学员被派往英国学习,我就是1946年第三批学员当中的一个。
我们这些学员,应该说从在国内参加培训的那一天开始,就很明确自己的任务:我们要到英国去学习海军技术,目的就是要开着英国人送给我们的舰艇回国,建立自己的海军。用现在高考填志愿来比喻,就是“定向委培生”。1945年10月的一天,我在国民党上海海军司令部大礼堂,参加了赴英接舰海军考试。
考试一共分四场,上午两场考理科和英语,下午两场考文科和海军基础知识。至今我还记得一些考题,如理科考试问到:1斤棉花和1斤铁究竟哪个重?试用在空气、液体和真空的环境中证明结论;英语考试让把“螳螂捕蝉”的故事翻译成英文;文科考试里的作文题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考试的题目五花八门,很多考生中途没有答完试卷就匆匆退出考场了,我对自己试卷上的答案也不是很有把握,但却坚持到了最后一个交卷。
考试后第三天,训练的营房外张贴出初选名单,我考上了。通过初选的学员,接着还要接受面试和体检两道检验。面试的考官就是接舰的邓兆祥舰长,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体检是在上海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医院进行,项目繁多细致,从皮肤四肢到遗传疾病,一应俱全。学员们第一次被外国女护士检查身体,大家都觉得很害羞。
经过两次考试一次体检,通过最终选拔的学员才具有赴英接受训练的资格,但想要办理出国手续,还必须有两个校官以上级别的保证人或一家具有二十万美元以上资本的商家作保。为难之际,我同学的一位姐夫是位中校副官,他帮我们做了担保;而我们的教官营长是上校,他成为了众多学员的另一个担保人。
1946年11月,受训学员登上了巨大的英国邮轮澳大利亚皇后号。在这艘邮轮上,不仅有600多名第一次出国的中国海军学员,还有很多从日本战俘营里获得释放的英国军人。
38天的海上航行后,我们终于抵达了英国利物浦。学员们下船之后,立刻被送到利物浦火车站,登上了驶向普利茅斯的火车。普利茅斯港是英国的三大海军军港之一,那里正停泊着迎接中国学员的荣誉号巡洋舰。
依照安排,我们的学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训练,为期三个月,主要在荣誉号巡洋舰上完成;第二阶段是分科学习,计划两年;第三阶段是海上实习,计划半年。我们学业完成之时,就是接舰之日,到时候就由我们这些学成的中国海军驾驶着英国人赠送的舰艇回归祖国了。
基础训练是海上生活基本技能的训练,我们日常的训练内容就是以军人的姿态洗甲板、擦铜器、搬土豆、削土豆皮、刮铁锈、刷油漆、爬桅杆、放救生艇等。其他训练还好,但中国学员对“削土豆”的训练非常不解。训练我们的英国准尉说:“在英国,就连贵族士官生,开始受训时,也得学会削土豆。”他常常示范给我们看,一刀下去就削好一个土豆,而削下来的土豆皮还能恢复成一个土豆的形状。这样的训练持续了一个月后,学员们每天到陆地上的普利茅斯皇家海军训练营接受队形操练。又是一个月,我们回到舰上学习水兵的基本技能,如打绳结、编制碰垫,学抛缆绳等。三个月的基础训练过后,我们像高考生一样填报志愿,我填写了与机械相关的轮机和枪炮修理两个专业。
原以为紧张的学习将会接踵而来,却没想到,舰长和督训官共同签署了中国学员放春假的命令。假期长达两周,学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尽情游玩。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张英国全国通用火车票和两个星期的食物配给卡。从利物浦到伦敦,从伦敦到牛津,从牛津再到剑桥。
在剑桥的高新技术开发中心,我们参观了一列正在实验的原子动力火车。火车一共三节车厢,子弹头车形,车厢密封,机车内有一台原子加速器,第二节车厢里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器和仪表,最后一节是密封舱,装有隔音、隔辐射的隔离层,坐在车厢里通过光学仪器可以看到车外的景物。这列原子火车的设计时速是300公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是超乎想象的速度了。我们就像乡巴佬在参观外星人的飞来物体一样,大开了眼界。
春假结束后回到舰上,督训处公布了第三批赴英学员的专业去向。分配的专业有:轮机、枪炮、航海、雷达、通讯、鱼雷、防潜、舰务八个大系,每个系又分若干专业。英国皇家海军中,每个系都设有一所专门学校,而且各个专业的学校都不在一处。公布专业后,留在普利茅斯的人最多,学习轮机、舰务等专业的共计两百多人;英国东部的卡登去一百七十余人,学习枪炮;其他一百八十余人分别派到鱼雷、雷达、通讯等专业学校。
卡登在当时是英国东部的一个重镇,有着众多的餐厅、剧院、电影院、溜冰场、游泳场等各种现代娱乐设施,还有年轻美丽、温柔多情的英国姑娘。中国学员如果想要消磨时光,每个黄昏都会让他们沉醉。可是,这些年轻的中国水兵,却想尽一切办法学习,学习,再学习。
中国学员都有很强的事业心,对祖国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绝大多数中国学员都把心思扑在学业上。我们白天在课堂上认真记笔记,画下草图,课后就在宿舍里整理补充,将课堂上画的草图涂上不同颜色,加以区别。熄灯铃响过之后,我们拉上黑色窗帘,几个人围在一起,接着研究图纸和抄录资料。就像是一群刚刚上学的小学生,诚惶诚恐,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学好本领,把军舰开回祖国,为中国人建立一支新海军。每个人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姓名,而是我们共同的姓名:中国人。尽管军营俱乐部每天都播放电影,尽管每个星期都举办舞会,但中国学员都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疯狂地搜寻一切有用的海军知识。
因为是军事院校,讲课的很多内容都要保密。我们讲课的教材只有一份,英国教官随身携带,学员只能在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课后没有任何教材资料可以参阅。唯一的一份教材几乎寸步不离教官,上课的时候带来,下课的时候带走,课上他讲什么就是什么,教材从不外借。同样在实验室和实习场上,有些新仪器和新武器也常年用防护罩罩着,从来不许我们参观。
为了弄清大炮上的液压系统,我总想弄到一份枪炮液压系统图,为此我有意去结识图书管理员爱丽小姐。她把我需要的图纸拿给我,但是说明只能在图书馆看,不能借出。我于是就在透明的碳醋脂纸上用铅笔把图纸描绘下来,再用蜡笔着色成一幅幅完整的液压系统图。
后来,我想了解炮弹的解剖,但当时英国人还把这个作为保密资料处理,普通学员连借阅的资格都没有。我的一位同学跟爱丽关系较好,为了帮我借到书,这位同学先请爱丽跳舞,又为她弹奏钢琴曲……可谓想尽了办法。终于,爱丽以个人身份借出了这本“保密”的书。我拿到书后,立刻在宿舍的储藏室里用照相机拍下了书中的重要部分。
1948年3月17日,两艘英国军舰,皇冠号巡洋舰和凶猛号驱逐舰都由中国海军官兵操作,离开普兹茅斯港向西航行。这是全体中国赴英海军官兵第一次互相配合的海上大演习。舰队一路航行,一路练习,第八周的时候,两舰进行了一次全部火力协同作战演习。夕阳西下,扩音器里响起了“舰队全部演习到此结束”的命令,全体中国官兵互相微笑着,因为我们知道,把舰艇开回家的日子就要到了。
1948年5月19日,英国南部普兹茅斯港,举行了隆重的交接舰仪式。除英国赠送给中国的“重庆号”巡洋舰,一同驶回中国的还有“暂借”名义的驱逐舰“灵甫号”。两艘舰艇途径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历时三个月,抵达南京。
“重庆号”“灵甫号”两艘舰艇回到国内时,内战已经打响了。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飞到沈阳,坐镇指挥。“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奉命率“重庆号”北上,参加锦州作战。
辽西战役后,“重庆号”巡洋舰回到上海,越来越多的水兵对国民党打内战的做法和前途产生怀疑。我们当初到英国去学习,目的是强大自己的海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现在让我们开炮打中国人,我们心里接受不了。
1949年2月24日凌晨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起义的水兵迅速控制了全舰,派代表劝说毫不知情的舰长邓兆祥。邓兆祥在关键时刻决定参加起义,亲自绘制海图,26日清晨,“重庆号”驶入山东解放区烟台港。
“重庆号”在烟台港停了5天,由于烟台港离当时美军驻防的青岛太近,所以第五天接到党中央的命令,要“重庆号”开赴葫芦岛港。到达葫芦岛港后,一路追逐持续轰炸的国民党轰炸机接连几天没有动静。苏联专家提出,应该对停泊在葫芦岛港的“重庆号”进行伪装。庞然大物,伪装起来谈何容易啊。没想到,不过三天时间,成千上万的辽西农民用小车推、毛驴驮,竟是运来了几万斤秫秸。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葫芦岛的解放军与“重庆号”全体官兵将偌大的巡洋舰埋藏得严严实实。从远处和空中俯瞰,就像在葫芦岛码头上堆起了一个大草垛;从近处看,又像是在码头上建起一座金字塔。
十多天过去了,一天上午阳光明媚,突然天空远处传来了缓慢的民航机的声音。我正好在舰上值班,从草垛里钻出来一看,飞机飞得很低,机舱里有个胖子,手上拿着小红旗向下面的人晃动着。那个摇旗的人好像是桂永清(国民党海军司令),接着飞机撒下了一麻袋纸片,我随手捡了一张,上面是桂永清向“重庆号”官兵赔罪,希望“重庆号”官兵迷途知返的传单。我随手将纸揉成一团扔掉了。
民航机过后,邓舰长认为这是对“重庆号”采取重大行动的前奏,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经过商讨,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撤除伪装,不能让军舰葬身火海。当天下午辽西军区调来了几个团的解放军,每个战士扛一捆秫秸,一夜之间就把军舰上的伪装拆除干净了。“重庆号”官兵除必需的战斗和后勤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撤到沈阳。舰长和政委向全体留舰人员做了战斗动员,大家斗志昂扬,决心与军舰共存亡。
“重庆号”的起义,粉碎了国民党调舰入江,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企图。为此,蒋介石撤掉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职务,于1949年3月18、19两日,派出B-24型轰炸机对“重庆号”轮番轰炸,舰上官兵进行了英勇还击,“重庆号”舰体严重受伤,6名士兵壮烈牺牲,近20人受伤。根据中共中央保全“重庆号”的指示,拆除舰上重要设备,3月21日打开海底闸门自沉于葫芦岛。
1950年2月,国家成立“重庆号”打捞委员会,配合苏联特遣小组开展工作。经过周密准备,打捞工程于1951年4月28日正式开始。5月16日,“重庆号”出水。6月19日,军舰被拖至大连船渠工厂(今大连造船厂)。
在大连修养的周恩来总理来厂视察,指示要恢复巡洋舰的战斗力,准备解放台湾。1954年苏联列宁格勒设计局认为,全部修复“重庆号”原有武器装置是困难的。据此结论,海军在1954年11月向总参提出“重庆号”暂不修复的报告。1957年4月,海军向总参和军委建议,将“重庆号”作报废处理。
“重庆号”最后命运如下:火炮、仪器、雷达部分作为海军学校的教具,部分交给苏联作为打捞费用,汽轮主机给了发电厂,剩下的空船壳于1959年11月拖到上海交给上海打捞局作为水上仓库,命名“黄河”;1964年又拨给天津渤海石油公司作为海上钻井平台的宿舍船,直到1990年初期,船体才被拆解作废钢处理。如今,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还保留着“重庆号”的舰名铜牌和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