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在评级时一些利欲熏心的做法遭到广泛质疑。

　　客户是三大评级机构的衣食父母，后者收入主要来源便是客户的年费及单个评级项目的收费。也就是说，评级机构一方面向客户收取评级费用，另一方面又把对这些客户的信用评估提供给投资者作参考。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评级机构有时为了留住大客户，而在评级上予以优惠的事情也就时有发生；而一些投资银行为了拿到好的评级，往往“货比三家”，挑选能给自己最高评级的机构。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空前膨胀，对与房贷相关的抵押贷款证券进行评级，也就成了评级机构的主营业务。2002年以来，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相关的证券发行了1万多亿美元，三大评级机构为其评级的收入估计达12亿美元左右。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评级机构变本加厉地迎合客户。以往，美国非金融企业发行的证券很少有能得到最高“3A”评级的，但危机爆发前几乎90%的次级债都得到了这一评级。在“降格以求”的原则下，三大评级机构的收入从2002年到2007年翻了一番，达到60亿美元。

　　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三大评级机构明显违背行业原则的做法就饱受诟病。据报道，在危机爆发前10余年，评级机构为华尔街制造出的大量“有毒”债券贴上了安全的标签，随后收取高额评级费。当金融风暴席卷华尔街时，他们又扮演了“持照杀手”的角色，向华尔街的心脏插入最后一刀。在2008年，美国国会为调查“金融海啸”举行的听证会上，穆迪一位经理级人士承认，“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来换取金钱”。

　　不仅丑闻频出，信用评级机构还总是反应“慢半拍”。法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让·阿尔蒂说：“2004年以来，我们就知道希腊政府在弄虚作假。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能早些作出反应的话，希腊政府也许能够行动得更早一些。”对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也被指未及时进行预警。

　　作为得到国际公认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常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国家的信用等级，也是它们频频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

　　比如，对于近些年来扮演国际经济增长“引擎”角色的中国，标准普尔给出的主权信用评级曾经10年不变地停留在“适宜投资”的最低限，倒下的华尔街投行倒是一直保持高级别信用等级。即使在最近曝出高盛涉嫌欺诈之后，三大评级机构仍然没有降低对高盛的评级。

　　2003年，德国施罗德政府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说“不”。结果，包括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在内的一些德国企业信贷评级被标准普尔降至垃圾级，股价跌至历史最低。“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准普尔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3A级。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前总裁曾不满地表示，三大评级机构成为“不受约束的世界霸权”，并“主宰着全球市场”。

　　近来，希腊、葡萄牙等国政府均表示，评级机构对其主权信用评级做出了不负责任的判断，对投资者产生了误导。

　　对于以上这些现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宿景祥在接受《世界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三大评级机构被质疑可能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无法否认的是，它们自身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新华社国际部财经新闻采编室副主任明金维告诉本报记者，这些与美国政府联系紧密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曾通过其信用评级来帮助美国达到相应的外交、政治目的。(记者/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