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出版
父子重逢
2006年9月,我从朋友处得知,李玉洁于8 月6日突发脑溢血,病倒在父亲的病房里。虽然李玉洁不是我们家的成员,可是这一事件却很重要。据说,李玉洁病倒的消息,受到了封锁,这给人以神秘的感觉,也不太好理解。李玉洁的病倒,给我的感觉似乎是一代君王的贴身太监的去位,有点要改朝换代的味道,要不为什么还要封锁消息呢。
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女人在一位男性垂暮之年或行将就木时的作用。通常,一位男人在他进入人生末期的时候是需要有人照顾的,特别需要女性的照顾。如果他的夫人去世又没有孝顺的子女尽责关照,于是便需要另外一位女性的照顾和关怀(由男性照顾的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也总是会有一位或几位女人及时出现,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好像也是市场经济,有需就有供,而且总的说来供大于求。这种情况,对一般老迈男人都是相似的,而对于那些有地位、有钱财的男人更是如此。
不过,这种现象可以分作几类。一类是,男人早有打算,在自己进入老年时期之前或之时就为自己准备好了陪伴的人,那一般都是一位即可心又可靠的女人;一类是,原来就有可心人在旁,并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第三类,也是最令人同情的,就是平时毫无准备,而临时抱佛脚的。
第一类的,不用费力寻找,就有现成的案例在;第二类的,也是不难举例的;第三类的,很不幸,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说不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固然会遇到好人,但却也为一些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投机分子介入一个家庭的后果是很可怕的。
但是,话说回来,投机分子之所以能够进入,关键还得有人准允。准允的人多半就是老态龙钟的男人本人。男人,特别老男人在这个时候,判断能力是极有问题的。他们往往青红不分,皂白不辨,人家几句话,几个举动,就可以获得他的信任和接纳。一旦如此,后果难料,后悔莫及,前例极多,不容大意。
我不知道,父亲对李玉洁的病倒有什么反应,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大概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表现,不外乎表情沉重,少言寡语,而决不会唏嘘流泪,沉痛伤感。当然,如果会有一篇散文发表,那李玉洁这几年的奉献也就物有所值了。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是父亲在和李玉洁相处的后期,对李的图谋已有所了解,或者说已不像早期那样把她看成一位无私的志愿者了。
据说,李玉洁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除了仍旧把持着看护父亲的大权之外,还硬撑着去病房看望了父亲几次,从现有的照片来看,场面似乎也还感人,李玉洁已经言语不清,行动不灵,父亲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都有些激动罢了。据说,父亲曾经给李玉洁写过苏轼的几句词,好像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让她“身体力行”。是抚慰,是感叹,抑或是怜悯,还是劝告?李玉洁可以有自己的理解,我却无从猜度父亲的真实所指。
一段时间以来,李玉洁便有意给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她已经成为父亲的夫人了。在和父亲的诸多合影里,为了表现这种意图,她摆出来的那种姿态看了着实令人作呕。于是有的记者在报道里,竟然就把她称作季羡林的夫人,而李玉洁在接电话的时候,竟也大言不惭地说她就是季夫人。据我看,父亲对李玉洁的这种图谋应该早有觉察,只是糊涂在外,明了在心而已。
父亲是处理恋爱和婚姻的高手,怎可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完全陷到这样一个女人的泥坑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李玉洁应该明白是她应该离开父亲的时候了,父亲也自知到了自拔和自我解脱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对她加以抚慰和劝告,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所以,无论怎样留恋不舍,殷勤看望,李玉洁也不能再像往常那样为所欲为了,她多年来所努力以求的各项目的,只能随之成为泡影。
李玉洁的病倒,很多人认为是天意使然。似乎父亲可以从受人控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结束长久与亲人好友的隔离状态,恢复自由之身。然而事情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接替李玉洁工作的那位女人(又是女人),竟完全继承了李玉洁的那一套,甚至变本加厉。这样,
父亲的处境就没有什么变化,父亲和外界的联系也没有什么改变,和近亲、朋友们的联系也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基本上都还是保持原样。
我和父亲的关系当然也没有变化。这使我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并希望维持这种状况的人,倒真的不是只有李玉洁一个人。两位秘书都这样做,这也是非同寻常的。但是,后任秘书之所以继续李玉洁的一切做法,究竟是为什么,这曾经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然而,从表面上看起来,父亲似乎是继续容忍这种情况的存在,一切并无变化。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亲容忍李玉洁对他的至亲的隔绝,是建立在李玉洁给他制造的一个假象上的,那就是他唯一的儿子拒绝和他改善关系,亲人们也早就冷淡了他。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父亲从赞赏李玉洁到后来变成了害怕李玉洁。他虽然在后来对李玉洁的所作所为有所醒悟,可是慑于李玉洁的慈威,不敢违抗从而仍采取姑息态度。至于这位后任秘书仍然执行前任秘书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纯粹属于她个人的事情。当然,到李玉洁生病,后任秘书也已经干了若干年了,父亲对李玉洁以及后任秘书的表现和缘由均有比较客观的评价,在他的心里,除了对于儿子对自己的态度上不摸底外,已经酝酿着一个计划,要彻底打破受人控制和摆布的状态,只是实现的条件尚未成熟,难以付诸实行罢了。
少数有幸见到父亲的近亲(虽是近亲,但住地远离北京)后来对我述说,他们在和父亲交谈时,每当谈到亲友,特别提到儿子季承时,后任秘书总是立刻粗暴打断,说不能谈这些,季先生不愿意听。因此,许多亲友极力劝我设法打破这种封闭隔绝状态,顺应天意,实现父子的团圆。
面对这种情况,我对自己发问,难道事情就要这样无限期地拖下去吗?难道为人子嗣,想恪尽孝道,求父子团聚,实现家庭和睦,有什么不妥吗?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要阻拦我们呢?今生今世我们父子的团聚难道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
天无绝人之路,人心思和,天意难违。2008年10 月下旬,突然爆出了一件“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事件。举报人张衡在拍卖市场购得多幅上款是季羡林的画作,于是怀疑有人盗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珍贵收藏。他认为季羡林先生处境危险,呼吁人们给以重视,并决定向北大和公安局报案。稍早的时候,还发生了后任秘书被辞退,张衡和蔡德贵被委任为助手的事情。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我完全不知根底,依然身处局外。大概是在10 月底的一天,张衡派人给我办公室送去了一套复印材料,其中有他拍购的字画以及父亲写的几张便条。11 月3 日下午,我与张衡见面。他向我介绍了近期发生的种种情况并声称父亲处在危险之中,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仔细看过他给我的复印材料,觉得他买的那些画恐怕都属于假造,连赝品都不是。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判断。由于张衡已经得到了李玉洁的一些证词,说明其中确有真品,所以张衡对我全盘否定的意见难以接受。但是,由于我与父亲隔绝已久,不了解情况,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纵使心急如焚,也只能隔岸观火,爱莫能助。因此,真画乎,假画,流失乎,没流失,一时难以定论。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1 月初的一天夜里,张衡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在医院里的护工小岳要和我通话,并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立刻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后任秘书已经不来医院了,张衡和蔡德贵也没有管事,那时在医院的父亲基本上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急需有人看护和处理各项事务,特别是自己的亲人。她经过了解,知道季先生有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家来照看自己的父亲。她征求父亲的意见,问,儿子要来看你,你让他来不?父亲说:“儿子真的要来,我欢迎。让他来!”
小岳心急如焚,连连敦促我尽快去医院。这真是出人意料。父亲的召唤使我十分激动,这时我猛然意识到,原来父亲正在期盼着自己,或许已经期盼了很久了。我思前想后,觉得父亲这样决定,实在体现了他的勇气,也是他的大智大慧的表现。这是绝处逢生,别无选择,
但更是顺从自然,回归人伦,更可以说是他一个充满勇气的举动!这才是真正的“求仁得仁”!这是才是天意难违,人性难违。这才是世事沧桑,变幻有定。
我和小岳商定于11 月7 日上午去医院会见父亲。小岳嘱咐我一定要带一些季先生喜欢的家乡吃食,因为他实在厌倦了医院的饭菜。11 月6 日晚,我和妻子小马赶制了两样济南家乡饭菜懒龙和十香菜,随后我彻夜未眠,脑海里总是翻腾着明日上午会见父亲可能发生的一切。我设想了对父亲要说的话,以及父亲可能的各种反应。但我终归不能肯定那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难呀,十几年隔绝,人在咫尺,心各一方,意气指使,互不相让,为人利用,后果难耐,一旦相逢,如何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准备好的家乡济南小吃,怀着如进考场一样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301 医院。小岳替我办好了并不合规定的进院证,唐师曾、蔡德贵、李小军诸位也设法和我一起进了医院。当我走进父亲住的2 号楼403 病房的时候,只见父亲端坐在一张小桌后的沙发上,神情静穆,略显紧张。我立即走上前去,在小桌前向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我走近小桌旁的椅子,未敢就坐,说道:“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接着我听到了十三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
我说:“我现在还是给李政道先生做助手。他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父亲说:“工作狂好,当懒人,没有出息。”
我又说:“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
父亲说:“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
我说:“十三年来,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医院,也专门来过医院多次,就是进不来!”
父亲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我了解一点,但不懂。”
我说:“十三年了,我很想念父亲。”
父亲说:“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
这时,我激动得不禁泪流满面,但旁边有人提醒我不要失态,于是我把带去的食品请父亲过目。这两样食品是父亲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喜欢的。他看后说,很久没吃过这种东西了。据小岳说,午饭时父亲吃得特别高兴。
接着,父亲谈起了偷画的事情。他说,他几年前就觉察有人偷画。他们当着你的面叫爷爷,背后就偷你的画。不用成立什么调查组,很清楚嘛。他又说,有人甚至要毒死他,因为他死了就没事了。又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谈了很多。他询问了在北京的各位亲属的状况,特别关心我五舅和五舅母的情况。在得知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他说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一位已经93 岁,另一位也已是90 高龄了。我告诉父亲,他们非常想念他,很想来看望他,可是不但没有来成,连在父亲面
前提到他们都不允许,甚至蛮横地说哪里有这门亲戚。随后,我们又谈到济南的诸位亲友,谈到在国外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子三家的情况。我告诉父亲,所有近远亲属,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很多人都要来看望他。父亲听后非常高兴。到此时, 父亲在别人挑拨忽悠之下, 在自己脑子里形成的“亲属无情论”,以及对我的那些中伤诬陷,全化为乌有,所谓冰释前嫌,不过如此。
我向父亲报告,已经和前妻离婚,和马晓琴结婚并于去年7 月生下一个男孩。我说,小马是个很好的孩子,她知道关心体贴人,知道孝顺父母,知道节俭。她文化水平虽低,但是人品好。她非常怀念和父亲相处的那几年,很想能够再来伺候父亲。父亲随即询问了小孩有名字了没有。我告诉父亲,小家伙取名“宏德”,用的家谱上的名字。父亲对这个名字很赞同,说这个名字很好。又问我是不是还上班,现在住在哪里。我都如实相告。父亲显得特别满意和舒心。
我们谈话的时间很长。父亲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想说的话也太多了。在随后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我谈了很多,很多。我将把这些谈话记述在下面的章节里。
十三年隔绝,父子重逢,人伦回归,可以见证一个真理:天意难违,人性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