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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余世存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版,30.00元。
余世存显然并不担心惹来女权阵营的不快(假如中国的确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阵营的话),因为“中国男”的用法时髦而张扬,封面这三个勃然大字刚毅而恣肆,活生生要以昔日之中国猛男(一如动物社会学家们常言的alpha male,阿尔法雄性),映衬今日一代的去势、颓废、犬儒与虚无。副题“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气势迫人,大红腰封之上,“中国男人,你是哪种中国男?”的佻狂逼问,足令吾辈意乱心烦。
书中所涉四十一人,军阀、刺客、狂士、武夫、黑帮、特务等,约半数,其中不乏野心家、阴谋家,及好勇弄狠、心黑手辣之徒。这些狠角儿,不是猛男才怪?
余先生五年前的大作《非常道》仿行《世说新语》的体例,《中国男》则转取《史记·列传》之结构,凡四十一人,莫不冠以单字衔,如龚自珍,因为是“衰世中的男人”,故得一“衰”字,是为“衰人”,民国秘密警察首脑戴笠为“毒人”,上海黑手党教父杜月笙获封“达人”,大学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则为“牛人”,颇有时下流行的网语特色。而论及“怪人”李宗吾,余先生封之为“厚黑教主”,并声称他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这毫无疑问是个妄断,李先生所论,不过热盼草民有朝一日可自由发表言论,他不可能预见英特奈特,更别提受雇写手遍布网络世界、倾力引导舆论之怪现状了。
昔日《非常道》饱含余先生许多苦功,亦见其苦心。他精拾断章,自隐于纸后,任由读者取义。如今《中国男》反其道而行,篇篇皆有“太史公曰”,作者直接出面,褒贬人物。对张学良,余世存写道:“尤其是西安事变后他的人生被定格,他的心智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终止于一种‘类人孩’状态,‘少帅’是他一直到一个垂垂老者都摆脱不掉的称呼,这又是怎样的滑稽?”
虽无毛周,亦无汪蒋,《中国男》的书名依旧尽显作者所图。事实上男不男无关宏旨,“中国”才是其雄心所在。书中四十一人,大多为近现代史重要人物,而余先生言语之间,亦多言“我国”,家国情怀昭然纸上。可惜他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多为道德而非历史评判。在他笔下,张学良不过是一“顽人”,此处之“顽”,依书中所述,大抵同“玩”,张少帅玩鸦片,玩女人,玩军队,玩国家,玩政治,玩领袖,终于玩出个西安事变。
对待历史人物,只做道德评判是危险的,太史公也不曾如此妄言。《中国男》却几乎篇篇皆是,对吴佩孚、瞿秋白、戴笠等政治人物如此,对龚自珍、严复、傅斯年等学者亦然。书中甚少谈及这些大人物的历史作用或思想贡献,而多论诸男之异行,如吸毒事,张狂事,潇洒事。但有灼见,往往摘引他人,如魏斐德论戴笠,傅国涌论龚自珍。
余先生博闻强记,秀言畅书,一贯令人印像深刻。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他至今缺乏由述者迈向学者必需的工作规范。书中引文繁多,而不注明出处者比比皆是,甚至有时直接引用大段文句,也只以“有人说”轻易带过。《非常道》已是如此,但我权当它受限于体例;《中国男》复如此,则吾人实难释怀。一家之言可不拘泥,采百家言者,窃以为断不可如此行事。更何况这样的杂糅,徒然令读者对书中立论之基本信任受到伤害。
最后在此抗议一句:在下不才,哪种中国男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