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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女人危险》 [德]斯特凡·博尔曼著 宁宵宵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4月版
从照片或者前人留下的肖像画上看,巧舌如簧、口吐莲花的斯达尔夫人是一个保养有道、体态丰腴的女人,以笔下人物理智、坚定而著称的简·奥斯汀则显得既精明又干练;勃朗特三姐妹看起来就像三只忧郁的小猫,“为新思想传教”的阿娜伊斯·宁既显得有些傲慢,又不乏一丝俏皮……德国作家斯特凡·博尔曼在《写作的女人危险》中,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讲述了那些享誉欧美文坛的女性作家的故事——她们不同凡响的著述,她们惊世骇俗的生活。博尔曼不仅讲述了这些女人的故事,她同时也以这些故事告诫世人,充满“热情”的生活和写作无疑与风险紧密相连,虽然它的确会使生命丰富而有趣,并因此更加自由,但写作既能够改变女人,也会让女人逐渐偏离男人的视线。
写作的女人危险,首先是针对于男权社会的危险。在传统社会中,女人原本属于家庭和孩子,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有仰仗着丈夫和孩子,才能够显示出她们自身的价值。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写作的女人试图打破的正是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以证明她们也能够像男人一样思考、一样写作。这种对文学和“诗意的存在”的热情追求,势必会危及到男人的利益,因为写作的女人是为个人生活作斗争,为个人生活作斗争,即意味着她们试图从家庭的狭小圈子里突围而出,去争夺男人既得的权利。事实上,危险还并非仅限于此,令男人们感到更加难堪的是,写作让女人变得充满知性、不可捉摸,不单她们对男人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了,在她们洞若观火的眼睛里,男人所有的缺点都将无所遁形。由此可见,写作的女人不仅是为自己争自由,同时也是在撼动整个男权社会的基础。对于早已习惯自己优越地位的男人们,还有什么能够比女人写作更加可怕的事情呢?
写作的女人危险,同时也是对于女性自身的危险。正像伍尔夫所说的那样,写作与生活,首先在与幻象的斗争中达到平衡,而“这斗争事关生死,只能有一个胜利者”。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情况是,写作的女人并非总能够侥幸成为那一名胜利者。从美国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的相继自杀,到阿根廷女诗人玛尔塔·林奇的饮弹自尽;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投河身死,到卡森·麦卡勒斯的英年早逝,似乎无不证明了她们的男性同行所说过的一句话:“当她们拿起笔,也就害死了自己。”究其原因,即便抛开政治与经济上的诸多现实因素不说,仅仅是精神上的内耗——那种理性与情感相互纠缠而又终究不得其解的内心挣扎,那种源自生命深处的孤独、窘困和迷失,已足以让这些写作的女人成为“痛苦与死亡之间那条长长的锁链”。写作的女人能够成功拒绝成为男人的牺牲品,却最终无法拒绝成为自己心灵的牺牲品。正如博尔曼所言,这或许就是自治的代价吧。
不过,尽管列举了那么多女人写作的危险性,但通过对女性写作史的追述,博尔曼却依然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至为关键的事实:“如今,这个世界对女性来说更加温和与宽容。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变化是无数女性通过写作和抗争换来的。”的确,与代不乏人的男性作家相比,写作的女人虽然为数不多,却弥足珍贵。正是通过她们的不懈努力,更多的女人开始摆脱男人的羁绊,真正走向独立,而两性世界的天平,才最终朝向有利于女性的一边悄悄地发生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