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案之初，陈伯羽并不愿意积极配合。潘军和其他干警就利用前期查询中获取的陈家在上海购置房产的信息，追根求源讯问购房款的来源。

　　陈伯羽难以自圆其说，不得不承认购房款有部分属于他人行贿。在此情况下，潘军迅速调整策略，适时将外围调查时掌握的信息资料抛出，陈伯羽一下乱了方寸，如实供述了所有问题。

　　收受贿赂后，有一个问题让陈伯羽夫妇备感苦恼，那就是收受的那么多钱该如何妥善保管。存银行，那么大一笔钱，很容易引起别人怀疑;放家里，保险柜的地方也不大。思来想去，陈伯羽夫妇想出一个绝妙办法，把保险柜放不下的大量现金，分别藏在楼梯旁的消防壁橱和一个一米来高的炮弹筒(装饰品)里。

　　这一招果然奏效。办案人员第一次到陈家搜查，只搜出了保险柜里的100多万元。后来，办案人员再次对陈家依法搜查，才发现了消防壁橱和炮弹筒的“玄机”，并分别从消防壁橱和炮弹筒里查获现金人民币100多万元、80万元。

　　“其实，我这一路走来还是很幸运的。”提起曾经的辉煌，陈伯羽掩饰不住内心的感慨。

　　1958年10月，陈伯羽出生在河南省民权县。下乡当过知青，自学考上中专。19岁又考上大学，以自身的努力和才干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郑州铁路局。1982年，陈伯羽被任命为郑州北站总工程师，兼副站长。1994年，陈伯羽被调整到北站调度所当主任。2003年7月，调安康铁路分局任局长、党委副书记。2005年4月，被提拔为郑州铁路局总工程师，一跃成为厅级干部。两年后，再进一步，被任命为京广铁路客运专线河南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找陈伯羽办事的人越来越多。起初，他还能保持着低调廉洁的本色。无数次，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提着烟酒，拿着钱物找到家里，陈伯羽都毫不客气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他还对家人严格要求，有人来家送礼，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开门。

　　采访中，李惠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

　　“2007年，陈伯羽始任‘高铁’总经理，有次，单位有位处长来家找他。我按以往习惯将该处长挡在门外。但是，对方苦苦请求，不停地说让我进门吧。我看他头发都白了，平时也认识，心一软，就开了门。”进屋后，该处长放下一沓钱快速离去。李惠等丈夫回家，就把这事说了。陈伯羽大怒，让李惠将钱退回。当时，天已黑了，刮着风，但为了让丈夫息怒，李惠还是拿起钱走了出去，颇费周折地找到送钱人家中，将钱如数退回。

　　案件侦查中，检察官还在一个笔记本中发现陈伯羽退回二十几位行贿人钱物的记录。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清廉的干部，却在所谓的友情之下，放松了警惕，放任了贪欲。

　　看守所里，李惠以泪洗面，悔不当初。她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钱，啥都不缺。我为啥要收他们的钱?是我把丈夫给毁了，他那么好的一个人，这一摔，可把我们都摔死了。”

　　虽然李惠的话有些偏激，但在其夫陈伯羽的嬗变过程中，她的确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曾经，李惠也是一个生活俭朴，低调本分的人。采访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李惠勤俭持家，简省节约的事例。

　　在陈家附近，有条街叫幸福路。那里有个马路市场，李惠勤俭持家，买鸡蛋时选购一些有裂缝的蛋，因为其价格便宜，回家做菜要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李惠的很多衣服也都是在那个马路市场购买。“一件几十块，最贵不过百八十块钱，现在穿的这条裤子就是在幸福路买的。”在看守所，李惠指着身上的裤子告诉记者。

　　然而，低廉的衣物并没妨碍她贪欲的膨胀。随着孩子的长大，李惠无时无刻不想着让儿子出国上学，给儿子在上海买套房子，帮孩子结婚成家。但她仍然对钱不感“兴趣”。她怕钱咬手。所以，当行贿者揣测其心理，为她奉上一张张银行卡、消费卡、购物卡时，她几乎没有犹豫就收下了。

　　从此，她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用她的话说:“卡里的钱是有时效性的，过期作废，得赶紧把它花掉。”卡里的钱被花掉了，李惠的幸福生活也随之被“卡”断了。

　　掩案沉思，记者想起“夫贵妻荣”这句老话。对贪官及其家人来说，因贪官掌了权、有了位，便往往“夫贵妻荣”。查看贪官档案，许多贪官背后都站着一个“贪内助”，她们不仅对丈夫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而且还同流合污，赤裸裸地帮助丈夫受贿、索贿、转赃。但是，众多贪官的落马也充分表明，“夫贵妻荣”注定只能是一场悲剧。

　　庭审中被告人陈伯羽、李惠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并向法庭表示认罪服法。

　　庭审即将结束，陈伯羽在最后的陈述中忏悔说:“我是濮阳选区选出来的省人大代表，今天又是在濮法接受审判，我对不起濮阳人民对我的信任……把家庭的幸福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上，我和妻子步入了一条腐败‘家庭化’的不归路，是友情打开了我贪婪的缺口，是人情和行业内的‘潜规则’害了我和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