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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两千六百多年前春秋时期的一段历史,被陈凯歌搬上了银幕,经过重新演绎,成了讲给今日观众的故事。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春秋左氏传》成公八年,所言只在春秋之际“继绝世”的伦理诉求,核心是韩厥对晋侯说的一句话:“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意思就是说,好人没有好报,谁还做好人呢?晋侯听了韩厥的话,恢复了赵氏的封地。后来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也是强调君主要行仁政,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司马迁改写了这个故事。他不仅在《史记·赵世家》中为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仇家,即屠岸贾,而且,故事的戏剧冲突也转到“搜孤救孤”这个核心事件上来了。尽管早有人说,《赵世家》所记,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但影响后世的,还是《史记》和司马迁。元杂剧有《赵氏孤儿》,明传奇有《八义记》,都是在《史记·赵世家》基础上的创造和发挥。
不同时代强调的核心价值有所不同。司马迁强调“诚信”,说到就要做到,突出表现在赵武成人之后,程婴对赵武说的一段话,他说,当初赵家遇难,都可以死,我不是不能死,只因我承担了“立孤”的任务。现在,“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的任务完成了,要见赵盾和公孙杵臼去了。赵武当然不愿他死,但程婴说,他们以为我可以完成这件事,所以先我而死,如果我不去见他们,他们还以为我没把事办成呢。于是便自杀了。刘向称他为“节士”,并且说:“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矣。”意思是说,他们二人都是可以信赖的讲诚信的朋友。但他也认为,程婴一定要“自杀下报”,有点过了。
元杂剧的改写使这个故事更加富有戏剧性,也更突出了人物的善恶是非。有两个细节是以往的历史叙事中所没有的,一个是将《史记》中的“他人婴儿”改写为程婴的亲生儿子,再一个是写屠岸贾命程婴拷打公孙杵臼,它所得到的效果,就是突出了公孙杵臼在肉体上受到的摧残,以及程婴在精神上受到的煎熬,从而更加强烈地表现出程婴见义勇为的高贵品质,以及公孙杵臼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至于复仇,倒并非叙事的重点。
然而,这也正是陈凯歌拍摄《赵氏孤儿》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看影片《赵氏孤儿》,和传统叙事有哪些区别呢?首先它更加强调平凡,而尽可能地躲避崇高;强调故事发生的日常性,都赶上了,而削弱故事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在这方面可以说它做得非常好,自然而然,不露痕迹。特别是葛优的加盟,更突出了影片的这一基调。葛优饰演的程婴,不仅不再有英雄豪迈的气象,不像马连良的程婴,慷慨潇洒,被屈打时,还能呵呵大笑,反而还有些委琐,有些张皇,特别是对结尾的处理,程婴没有主动选择自杀以报赵盾和公孙杵臼,而是被屠岸贾一剑刺死。这一剑彻底改变了程婴这个人物,抽空了这个人物此前所包含的所有意义。不能说他没有许诺,但这个许诺更像是自言自语,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一种约束,他发誓要把孤儿养大,带到屠岸贾面前,告诉他孤儿是谁,他是谁。这成为他坚持下来的主要动力。他本来是有机会杀死屠岸贾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要留着屠岸贾,看谁笑到最后。所以,他不再躲进深山,而是进了屠府,当了门客,孤儿也认了屠岸贾做干爹。悠悠15年,屠岸贾不仅将孤儿抚养成人,还教给他武艺,历练他的精神,磨炼他的意志。在这里,他不再是谄媚奸佞的小人,残暴狡诈的屠夫,而是一个有责任感、慈祥的父亲。屠岸贾这个形象,至此也完全被颠覆了。由王学圻出演屠岸贾,与由葛优出演程婴,其效果是一致的,恰好是使这两个角色都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换,从影片中看去,王学圻饰演的屠岸贾不仅老谋深算,阴险狡猾,残忍恶毒,摔死程婴之子那一下,几乎就是神来之笔,太精彩了,却还有沉稳持重、正气凛然的一面。他用阴谋手段杀害赵盾以及赵家三百余口,甚至以全城的婴儿作为要挟,必取赵氏孤儿的小命,也不再只是忠奸的问题或赵、屠两家的恩怨。影片还表现了赵家的权势,赵盾的张狂,以及晋灵公在赵盾面前的小心翼翼,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救孤”与生俱来的道德优势,从而赋予屠岸贾这个人物更多的内涵,也为后面屠岸贾与孤儿的戏做了必要的铺垫。和传统叙事相比,影片的后半部分明显得到了丰富和加强,虽然它不再强调程婴救孤的正义感以及道德的至高无上,但它必须要对程婴为什么救孤,以及赵孤为什么要杀屠岸贾做出说明,赋予这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动作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这是《赵氏孤儿》这部影片得以成立的基础,也是对历史故事的时代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