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宫太后突然发难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清朝“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訢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而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王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面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大量充斥着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写得极为阴暗，但却很难找到对恭亲王的负面评价，这位年轻的王爷，似乎成为铁幕后面唯一一朵绽放的鲜花。

　　即使从清代流传下来的野史看，恭亲王也很难称得上帅哥。与恭亲王多次接触的美国传教士、日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丁韪良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尽管有的资料说他“俊美”，但那也相对他的哥哥咸丰皇帝而言。据说，咸丰皇帝在少年时曾从飞驰的骏马上摔下来，伤及骨头，虽经名医多方治疗，但终身行走不便。从正史上，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文弱多病，而恭亲王却身体健朗。咸丰皇帝虽然广储后宫，甚至在民间也留下了大量无法考证的风流韵事，却只生下了一儿一女，这种广种薄收的极为衰弱的生育能力，直接导致了日后慈禧太后的上台。而咸丰的其他兄弟们，包括恭亲王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及宣统皇帝的祖父)，都是枝繁叶茂，子孙满堂。

　　正史记载，少年时的恭亲王与咸丰兄弟俩，曾经共同习武，还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令老爹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将枪法与刀法分别命名为“棣华协力”和“宝锷宣威”。同时，还单独赐给恭亲王一把金桃皮鞘白虹刀，由此亦可见恭亲王在这一“发明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恭亲王习武善射，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且传诵至今的众多诗文，文采飞扬，其文武全才，可谓当时皇子中的绝对佼佼者，但毕竟时运不济，与皇位无缘，在咸丰即位后更是备受猜忌。

　　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但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