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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描写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情报保卫工作,作者翻阅秘密档案、采访上百位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深层人物,并将最珍贵、最全面的保密资料以最生动的形式还原最真实的中共情报保卫系统。
上集回放:毛泽东、周恩来眼界宽广,中共的“拉出来”不只是搞情报,还包括搞统战,搞外交,广交朋友。
二十二、“变脸”
中共保卫部门最恨的就是叛徒。1928年成立特科,“打狗队”打的就是叛徒。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破获白区大多数地下共产党组织,靠的就是顾顺章等大批叛徒。
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又会在工作场合遇见过去的叛徒,不免反感。山西的阎锡山利用这种矛盾,有意在牺盟会中使用大量叛徒干部压制共产党员。如何对待叛徒成为对中共政策水平的考验。1942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概括情报工作的政策,明确提出:“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前提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中央政策解除了下面的顾虑,牺盟会中的共产党员注意团结争取过去的叛徒,两股力量联合对付山西的顽固势力,有效地控制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
延安的情报、保卫部门思想活跃,展开关于反间谍方针的讨论。边保的布鲁提出“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社部的陈龙、慕丰韵等人则有不同意见。后来,这个方针确定为“化敌为我服务”,决定大胆使用国特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边保还提出“重拉比重派”、“重内比重外”、“重上比重中下”的情报组织建设方针,强调重视拉出来、建立内线和上层。中情部开始与各分局社会部大胆开展工作,积极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正在西安建立秘密电台的王超北遇到一个线索。李茂堂和王超北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李茂堂被敌人逮捕,自首留于中统,两人分道扬镳。李茂堂身在曹营心在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中统兰州站工作的他急切找党,委托表兄武少文来找王超北。王超北就此事向西安八办请示。经延安同意,由王超北联系李茂堂。李茂堂争取从兰州调到西安,任中统陕西省室副主任。从此,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核心位置埋藏了共产党特情,统管对边区特务活动的天水行营“党政军特联会报”,会议记录送到延安。延安还有了中统的密码本,将机密情报白送给中共情报部。
进入中统高层的李茂堂了解到国民党高层“朱系”与“CC系”的矛盾。抗战初期,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任用亲信王季高为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CC派在中央组织部的徐恩曾和陕西省党部的杨大乾、李犹龙等人对此十分不满。王超北、李茂堂与潜藏在国民党陕西党部的中共情报员陈子敬暗中商议,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夺取更高的权力。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年会之际,李茂堂向王季高发难,质问为什么扣押给上级的报告。不等王季高回答,早已埋伏在门外的CC派人马一涌而入,锁上大门,切断电话,围殴上级领导。打够了,李犹龙才出来解围。朱家骅一状告到总裁处,蒋介石亲自下令,李茂堂被专机押送重庆。CC系早有准备,陈立夫、陈果夫也向蒋介石告状。官司打下来,陈果夫接任朱家骅的组织部长,谷正鼎接任王季高的陕西省党部主任。李茂堂被任命为中统陕西省室主任、西北局专员,掌握了陕西中统的最高权力。
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使用了大量中共叛徒,其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多数是脱党(失去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一旦时机来临,他们又会为中共服务。还有少数人原本就是冒充“叛徒”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更是潜藏极深。间谍与反间谍,谍报战争错综复杂。谁的政策活,谁的手段多;谁的手段多,谁的战果大。
金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