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令恭亲王十分恼怒

　　他的信终于激怒了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大清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甩出了重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都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但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卜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人员、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

　　这一争论，令大清国损失了80万两白银。但经此折腾，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清政府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

　　阿思本舰队解散后十一年(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恭亲王再度拍板，向英国采购军舰，但从舰队司令到普通水兵，都是清一色的大清子民，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后人无从得知，恭亲王在枪杆子问题上如此坚持原则，究竟为大清国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因内忧外患而危在旦夕的政权，此后又支撑了四十多年之久，并且还时不时地迸发出貌似中兴的星星之火……

　　1863年11月16日，大清国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被“双开”。这回轮到了英国籍干部李泰国。

　　担任了9年的大清国海关关长(“总税务司”)，李泰国在大清中央政府中很有些分量：他不仅执掌着海关这一大清国的主要财源，而且在大清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老大哥英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清国将自己的第一支新式海军的采购大订单，交给他去执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对他的倚重和信赖。

　　李泰国与其“老板”奕訢翻脸的导火线，是其在经办“英中联合舰队”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践踏，从那时开始，这一事件一直都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也是历经清朝、民国直至今日而评价依然的极少数“铁案”之一。

　　在购置舰队和招募外籍官兵中，恭亲王及中国政府给李泰国的授权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他可以在审定的预算额度内自主开支。但李泰国却擅自突破了这一授权，在他与这支“混血”舰队的未来司令阿思本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两人居然约定了阿思本只接受由李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李泰国还可以对其认为不合适的圣旨不予转达。同时，双方还约定将舰队官兵4年的薪水一次性提前支取。

　　这当然深深伤害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政府和人民的感情。

　　对于涉嫌渎职的李泰国，恭亲王十分恼怒，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用罕见的尖刻语言说：“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实难姑容”，处分结果是“将其革退，不准经理税务”。恭亲王随即娴熟地、辩证地将这件坏事说成了一件好事：“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藉此驱逐”，如果李泰国敢于不遵，则将通过英国公使对此进行惩办。

　　强悍的李泰国在这样的打击面前终于低下头，之后与恭亲王的几次见面，“词色之间，业已神丧意沮，迥非来时桀骜情状”。但恭亲王依然担心他“野性难驯”，为了防止他回到英国后“颠倒是非，处心积虑，遇事思掣中国之肘，不可不预为设防”，于是将详细的经过，发文告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李泰国的好友、中国通威妥玛，以彻底杜绝李泰国“造谣簧惑”的可能。

　　在这封以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名义发出的信中，中国政府详细罗列了李泰国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舰队指挥权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除了阿思本舰队的越位签约外，还居然要求将中国各港口的轮船归其一人调度，将上海的“常胜军”(即华尔、戈登等人率领的外籍雇佣军，此前名为“洋枪队”)归其一人指挥。信中还指控李泰国缺乏职业操守，其既然在中国担任领导职务，“食中国之俸，即与中国属员无异，其职分亦与各省关道相等”，但此次购置舰队回京后，却以其与英国公使级别相等为理由，不再给恭亲王呈送“请示报告”，而使用平行书信。大清本来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为他在勾栏胡同购买了居所，有100多间房，现在他居然嫌小，指名要换到肃王府去，或至少要将肃王府分给他一半。肃亲王可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其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王府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此前法国就曾要求将此定为使馆，但被大清政府严拒，肃王府后来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动乱中被毁坏。李泰国要求，如果不给他肃王府，那就要把肃王府边上的詹事府衙门的房子腾给他。其实，李泰国指定的两处新住宅，都紧靠着英国使馆，幕后显然是英国想在北京扩大使馆区。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账目。”

　　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人品上都大有问题，但接替李泰国的英国老乡赫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否认李泰国有任何侵夺中国军权的主观愿望，其问题仅仅是其过于“英国化”的个性，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本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而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比起祖国英国来，李泰国其实更熟悉中国。他的父亲李太郭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士立代为抚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