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教书

　　傅敏是满怀希望、满怀理想跨进大学之门的。

　　他羡慕过哥哥。当他的音乐之梦破灭以后，他转向父亲，决心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文学翻译家。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心目中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

　　然而，组织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学院——培养他成为新中国的年轻外交家！

　　组织上的眼光是不错的：第一，他的父亲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哥哥1955年荣获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家庭有着良好的政治背景。挑选未来的外交家，显然是很注意这一点的；第二，傅敏成绩优异，特别是英语，在父亲的长期熏陶之下，已是同学中公认的佼佼者；第三，外交家需要广博的知识。傅敏出自书香门第，终日在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拾级，这一点更毋庸置疑。

　　顺顺当当，轻轻松松，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大门。未来，像闪光的彩盘，在傅敏眼前不停地旋转着。

　　气温，突然从春风般温暖，剧降到朔风般酷寒。

　　永远难忘的日子：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

　　8个月后，傅聪由于误听种种传闻，出于一时的冲动，突然从波兰出走，前往英国。傅敏，同样是傅敏。然而，在他的身后，他的家庭背景的色调，一下子出现强烈的反差：父亲，从著名的民主人士一下子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兄长，从著名的青年钢琴家一下子变成了……

　　在“反右”那阵子，傅敏成了重点的“批判对象”。

　　用不着加任何注释：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

　　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终于在1962年暑假毕业了。

　　他等待国家统一分配。他，等得心焦，度日如年。他的同班同学一个一个接到了分配通知书，到大学，到出版社，到研究所……唯有他，望眼欲穿，还是不见分配通知书。

　　总算传来消息，他可能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这，意味着他会去当中学教员。

　　然而，通知书，通知书，怎么如此姗姗来迟？

　　幕后的事，一直到“文革”，从大字报上，傅敏才知道：他，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

　　一个可敬可爱的老大姐挺身而出，说：“这么个高材生，你们不要，我要！”

　　她，杨滨，北京第一女中的老校长。她与晁涌光、王季青(王震夫人)、苏灵扬(周扬夫人)被人们称为北京中学界的“四大校长”。她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1938年奔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滨是一位有胆有识、思贤如渴的共产党人。当她听副校长佟沛珍说起傅敏在局里没人要，就调看了档案。

　　她明知傅敏有那样的背景，二话没说，把他要了过来。她叮嘱党支部成员，谁都不许把傅敏的家庭情况往外说。

　　就这样，盼星星，盼月亮，久等了半年，傅敏终于接到分配通知书，前往北京第一女中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