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进士》一剧的后半部分，剧情集中于起诉、审案，简直就像是一部诉讼教科书，随着杨素贞、杨春、宋士杰不断申冤起诉，顾读、毛朋等官员反复的审理判决，台上的角色为台下观众在进行诉讼知识的灌输。

　　“无赖不成词”

　　剧中“柳林写状”一折，是讲化妆为算命先生的毛朋在柳林中为杨素贞、杨春书写告发田氏的状子的故事。不仅交代了写状的过程，还让毛朋逐段宣读并解释状子的原文。简直就是一场活生生的“写状课堂”。

　　和现代起诉书的格式一样，毛朋写的状子一开头就是说明当事人:“具告状人孀妇杨素贞，年二十八岁，系河南汝宁府上蔡县四都八甲里姚家庄人氏。”然后就是起诉的事由:“状告大伯姚廷春，刁嫂田氏，胞兄杨青等，为害夫霸产，谋卖鲸吞事。”毛朋特意嘱咐杨春，“害夫霸产，谋卖鲸吞”这八个字，是本案“由头”，要杨素贞牢牢记住。

　　毛朋再往下读状子，“大伯廷春用药酒毒死亲夫廷美，刁嫂田氏，用钢刀刺杀七岁保童”，杨素贞一听痛哭不止，毛朋读不下去，要杨春去问杨素贞为何啼哭?杨素贞说:“那保童乃是我亲生儿子，被田氏所害，怎不叫人痛心哪!”于是杨春也陪着大哭。毛朋赶紧解释说，这只是为了让状子更快得到官府重视的“赖词”(诬赖被告的罪状)，“这叫做‘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状子入公衙，无赖不成词’。”事实上，杨素贞的儿子保童并没有死。

　　“无赖不成词”，确实是明清时代的诉讼风气，在各地都广泛流行，一般写做“无谎不成状”。作为官府语言，这种现象称之为“驾词恶讼”。当事人在起诉的时候，总是用一些诬赖的重罪罪名作为“由头”，仅仅是债务纠纷的，偏要写成“仗势霸占”;明明是婚姻交涉，却要写成“灭绝人伦”;偶尔的口角打架会写成“行凶杀人”，长年的地界纠纷会写成“霸产平坟”。

　　毛朋这样替人写状子，故意在事实之外捏造罪名诬告对方的，按照古代法律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唐律专门对此设立一个“为人作辞牒加状”的条文，规定没有按照当事人意思写状子的，无论是何种后果，都一律处“笞五十”;如果像毛朋这样加重对方罪名的，就要按照诬告罪处理，反坐所告发的罪名，处刑可以减一等。在故事发生的明朝，法律规定为人作词状增减情节罪状的，按照诬告处罚，和当事人一样反坐诬告罪名，在处死刑的情况下才可以减一等处罚。

　　《四进士》的作者虽不知名，却是熟悉明清法律的，因此设计情节，在本剧最后宋士杰要被充军时，杨素贞认出主审巡按大人正是柳林里为她写状子的算命先生，宋士杰因此威胁毛朋，要揭发他身为官员替人写状诬告的情节，“你在那柳林写状，犯法你是头一名”。毛朋只好感叹“宋士杰说话如利刃，问得本院无话云。下得位来忙松捆，你可算说不倒的一位老先生”，释放了宋士杰。

　　尽管法律有明确的禁止，可为什么当时民间会流行“无谎不成状”的习惯?连毛朋这样的官员为民写状，也要习惯性地给被告加上一个死罪?

　　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中国古代司法的特性决定的。中国古代行政兼司法的基层政府，主要的任务是维持朝廷的统治，重视的是被认为挑战朝廷统治秩序的重大刑事案件:图谋造反、强盗杀人、谋害父母等等。而处理一般的民间纠纷，对于官员来说，就是一件“不得已”的事项。

　　清朝官员黄六鸿在其著作《福惠全书》中就是这样总结的，并认为民间起诉的事情，真的值得一判的“百无一二”，都只是出于一时性起而已。儒家创始人孔夫子也很早就对诉讼之事下过定义:“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意思是:主持审判我和别人也差不多，但重要的是要使诉讼不至于发生。孔子以后的儒家学者都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把诉讼视为民风浇薄的表现，最理想的是社会上没有诉讼发生，有本事的长官应该是能够做到平息民间的诉讼，这叫做“息讼”。这就给地方官府不认真审理民间诉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官府怠于受理民间诉讼，民间为了能够“说服”官府受理自己的案件，只能尽量把起诉的事项往官府注重的那些重大刑事案件上靠，“驾词告讼”的习惯也就这样形成了。尽管这样做是触犯了诬告罪名，但是由于这种现象实在太普遍，历代官府抓不胜抓，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地不予理睬。

　　民能否告官?

　　《四进士》全剧高潮，是毛朋“大义灭亲”，将喝酒废事的上蔡县知县、自己的同年进士兄弟刘题罢官，逮捕已被任命为江西巡按的田伦、信阳州知州顾读两位贪赃枉法的同年兄弟，“听候圣上发落”。虽然没有像近代包公戏那样立即处死贪官，毕竟也能使当时的观众欢欣鼓舞。

　　只是剧情在结尾处陡然一转，毛朋发话:“宋士杰，你一状告倒两员封疆大臣、一位百里侯。该当何罪?”而且说“百姓告官当问斩”，“念你年迈，减去一等罪名，发往边外充军”。这时，幸好杨素贞认出毛朋这位巡按大人就是柳林写状的算命先生，宋士杰趁机要挟毛朋，才得以无罪释放。

　　那么古代真的有“百姓告官当问斩”的法律吗?答案可以很确定:没有。

　　明清时的法律允许百姓揭发贪官污吏、向政府提出建议。这称之为“建言”。明初由朱元璋亲自起草的“学规”(官办学校学生守则)，明确规定:“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闲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当。惟生员不许。”也就是说，除了官办学校的正式学生“生员”(俗称“秀才”)外，任何人都可以就地方政治情况提出批评建议。

　　因此明清时期的刑事条例只是禁止民间百姓在建言时“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及将暧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节，报复私仇”，有犯此条的，皆发附近充军。另外，如果是匿名揭发，就要判处“绞立决”死罪。像宋士杰这样实名向朝廷巡按御史揭发官员贪赃的，如果属于暗中敲诈“陷害良善，或诈骗财”的，“用重枷枷号两个月发落”，发近边充军。只有在诬告的情况下，并且已经导致被告发人自杀，或者是敲诈索取钱财超过一贯(合一两银子)的，处以“绞监候”。如果宋士杰还是书吏身份的话，揭发上级“本管官”，如果是诬告的，要犯罪罪名加一级处刑，但如果所告真实，并无罪过。

　　因此，毛朋所谓“百姓告官当问斩”根本就是于法无据，是一个非法判决。从剧情本身的情节看，应该是毛朋给自己的同年、同僚一个面子，处罚宋士杰，能够摆平一下三位官员的情绪。而从剧作者的角度来看，或许也很主动地给观众一个“舆论导向”，就是百姓只能老老实实听从官府，不得妄想揭发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