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安徽利辛县国土局干部周文彬，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将去纪委“自首”，并检举曾向上级行贿一事。市纪委介绍，周是正常的反映问题，目前已受理并上报纪委高层，其反映的具体内容不便透露。(据4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似乎微博已经成为了很多非常态事件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虽然，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周文彬为何要通过微博直播的方式去自由，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背后有着复杂暧昧的背景，使得他不得不通过吸引眼球，已获得民众和媒体的关注。

　　  作为举报人，周文彬曾多次向上级部门以及媒体反映“腐败窝案”，但是均未得到回应。在被逼无奈之下，只有剑走偏锋了。周文彬可能知道自己反映的问题严重，会被上级或者利益相关人，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拦截。所以，他自创了“自首式举报”，以便获得民意的支持和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当媒体跟进后，推动了巨大的舆论力量，甚至可以挟舆论来做出“媒体审判”。如此一来，反腐的效果才会更好、更彻底。

　　  笔者以为，周文彬之所以最后有这样的举动，更多地在于对当前举报渠道以及执法过程的不信任有关。他的这种境遇，也是目前的一个社会难题，也是举报者的一种共同情绪。当基层有问题需要反映的时候，渠道阻塞，信息不畅，常常逼得举报者另谋他路，曲线维权、曲线举报等形式便代替了正常的渠道。

　　  尽管，我们一直提倡举报形式多样化，但实质的问题是不论怎么样的形式，举报的事情要被受理，而且，举报者要能“全身而退”。如果通过微博自首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正常的救济还是无动于衷，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这些举报的形式，将变成对体制内救济的一种嘲讽了。

　　  现在，上级部门、网民以及媒体都在“关注”周文彬举报之事，涉及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大概也难以在大众的眼皮底下“保全”。但在这次围观之中，我们也应该关注举报之弊端。让举报变得不是那么的行为艺术化，不那么的举步维艰，使举报人能免于恐惧，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反腐工作所亟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