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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作安排来控制员工
在两个部门合并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中文部的工作安排是保密的,这种不透明为控制员工开了方便之门。在那段时间,服从领导安排的“听话”员工受到重用,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奖励。而“不合适”的员工则被打入冷宫,并被减薪。编辑部里很少有人敢公开顶撞代理主任戈尔特•施罗德和执行主编戴英。因为在中文部承担实际工作的多数都是“自由记者”,都不是正式员工,工作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他们因不想成为被公开或秘密处罚的对象而选择了沉默和忍受。
即使是在工作安排得以公示的今天,安排工作量的多少还经常被用作“惩戒”,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无讨论,零容忍
即使是在那段人人自危的时期,仍然有人敢于按照新闻从业原则表达自己的观点。朱虹(音)女士是中文部资格最老的编辑。有一次她就西藏问题采访了一位汉学家,这位汉学家在某些异见人士看来有些亲华,这篇采访稿在审查时被“枪毙”。朱虹一再公开表示反对。于是,她先是被减少工作量,合同到期也没再续签。朱虹目前正在波恩的劳动法庭与德国之声打官司。
原中文网的编辑们一再被不合理地排除在终审定稿工作之外。2009年1月,在改组后的中文部每周例会上,原中文网编辑王凤波(音)公开对此提出质疑。戈尔特•施罗德不仅没做正式回应,反而称:“我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作出决定的”。王凤波追问道:“您自己也承认,多数同事您都还不认识,那么您的感觉从何而来?”这个提问被当成有意顶撞。王凤波有关工作计划透明化的要求在会上也被戈尔特•施罗德否决了。会议记录间接记录了这次“对抗”:“人事问题将由主管亲自负责,且无须公开”。
会议是15点45分结束的。18点58分,王凤波收到了戈尔特•施罗德的电子邮件。在邮件中,王凤波被指责工作中出现了低级失误。王凤波次日被施罗德约谈。谈话中,施罗德向王凤波施压,要求他今后不得通过内部公共邮箱讨论编辑部的事情。
另一位自由记者王雪丁(音)先生,2009年3月与戴英因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问题发生了争执。事情的起因是,王雪丁采访了德国笔会主席蒂尔曼•施彭格勒,并在后来撰写的采访文章中反驳了施彭格勒的观点。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一位专业编辑而言,出现意见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王雪丁从此遭到了戴英的敌视,并跟朱虹一样,先是被减少工作量,后来聘用合同到期不再续签。
清除“异己”员工
在此背景下,2009年6月,中文部举办了一起培训研讨会,以解决员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讨会的主题是提倡编辑部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开性。王凤波利用这一机会,要求公开神秘“监督员”的身份。施罗德透露了神秘人的身份,因为她觉得如果继续隐瞒神秘人的身份,会让研讨会失去可信度。此信息的公开,再一次把施罗德女士置于窘境。
研讨会结束后所有中文部的员工都被要求签署一份“自律声明”。本来,自律声明的内容本身并无不妥,因为其中泛泛的原则性条文其实都已包含在任何一份工作合同中。但声明本身和其中一些条款还是令人生疑,例如签名是否是自愿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在出现争议时,谁是解释是否违反自律声明的裁判?被判违规的人会受到什么处罚?
由于有上述疑问,有5名员工没有签这份声明,当然大多数人还是在“游戏规则”上签了名。后来,签名表在办公室里公示了一周,这给那些不愿签名的“造反者”造成很大压力。
2009年7月14日,王凤波被人事处的乌苏拉•科尔女士找去谈话并被“提醒注意”。但是,经人事委员会和人事处审核,强制签署“自律声明”的做法未必合法,此事不了了之。
当年没签声明的5人,现在有3人已经被解聘。剩下的两人是朱尔宁女士(音)和曾多年担任“德国之声”中文部新闻发言人的薛成军(音),虽然还没被开除,但也都多少受到了处罚,两人的工作合同仍是“期限不确定合同”。2009年,薛成军因为反对将用户反馈进行审查式的分类,与戴英发生争执,随后被减少工作量。从2011年1月开始,他每周只需在德国之声工作一天。
签字人:
王凤波,2002年至2010年12月德国之声中文部编辑
朱虹,1987年至2010年12月德国之声中文部辑辑
李琦,2001年至2011年4月德国之声中文部编辑
王雪丁,2000年至2011年3月德国之声中文部编辑
2011年3月于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