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网讯：本报《89岁劳工盼有生之年等来道歉》一文报道了“天津尚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劳工刘培田”遭日本奴役的经历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关注。连日来，很多读者给本报打来电话，支持刘培田老人对日索赔。昨天，经“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紧张查询，确认当年奴役刘培田的日本公司是“株式会社熊谷组富士作业所”，这为老人今后的索赔奠定了基础。

　　听说已查到当年奴役父亲的日本公司后，正在外面购物的刘培田老人的大女儿刘淑英兴奋异常。她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爸爸没有文化，在日本遭受奴役时，对自己所属的公司并不是很清楚。但日本人的残暴却在爸爸的心里留下了难以无法愈合的伤痕。现在既然确定了奴役爸爸的公司是熊谷组，那么熊谷组就应该给爸爸一个说法。”刘淑英接着对记者说：“我爸爸现在身体不好，不知道他能否等到日本人赔礼道歉的那一天。即使爸爸等不到这一天，我们四姐妹也要继续向日本人讨说法。”

　　昨天下午，刘培田老人听说当年奴役自己的公司是熊谷组时，再次泪流满面。老人表示，他当年在熊谷组遭到非人待遇，希望熊谷组在他有生之年给个说法，否则他死不瞑目。

　　已经去世的本市劳工崔庆云被强掳至日本后，也是在熊谷组服苦役。本市三实世纪综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童新政一直是崔庆云及其诉讼继承人的代理律师。听说刘培田老人过去也在熊谷组，童新政律师心情极其复杂。他对记者说：“我代理崔庆云老人的案件已经很多年了。在此期间，我多次与日本国会议员和熊谷组进行交涉，但日本方面始终没给一个确切的说法。”童新政表示，在这几年之中，他为索赔共垫付了十几万元人民币。但熊谷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赔偿和道歉，现在都是未知数。童新政认为，像“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等团体代表劳工集体向日本企业提出“解决要求”的方式，是值得刘培田老人及其家属借鉴的。

　　据北京律师康健介绍，以前中国劳工曾经对熊谷组提起过诉讼，但都以败诉告终，但日本方面承认了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目前，他们还没有代表劳工向熊谷组索赔的计划，但以后肯定会有的。记者张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