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从此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50年，我出生在武汉一个平民家庭。

　　从小听党的话，一心一意跟党走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党的阳光照耀我成长。我十分珍惜读书机会，尊敬老师，爱护同学，上课专心听讲，成绩名列前茅，从小学到中学，德智体全面发展，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学生会干部，获市三好学生称号。14岁加入共青团，15岁获市优秀共青团员称号。18岁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投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畏艰苦，热爱劳动，当年获县劳模称号，第二年获州劳模称号。

　　在紧张的劳动和学习中，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一首歌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懂得了为什么飘扬的五星红旗那么的鲜艳；我理解了为什么那些影片中的英雄人物会因为一句“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我喜欢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书，喜欢学习革命前辈英雄人物的事迹。我崇拜那些具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从留下《可爱的中国》动人篇章的方志敏到饮弹洒血、慷慨就义的瞿秋白，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从《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到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他们虽身处年代不同，但都体现了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私情怀和纯洁高尚的人生境界，成为我心中一生一世的楷模，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芒！从那时起，党在我心中是一座指路的灯塔，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带我前行，促我奋进！

　　19岁那年，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后，就郑重地向大队党支部书记交上了我的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考验我。他高兴地接过了我的申请书，并鼓励我好好劳动，争取早日入党。不久，李书记告诉我，支部开会已全票通过了我的申请，并已上报公社党委，公社党委即派人去武汉调查我的家庭出身。不料从此没了下文。两年后我才知道，我爷爷是地主成分，影响了父亲和我的进步。

　　我没有气馁，以更加辛勤出色的劳动迎接党的考验。1973年夏，省里来了许多干部下乡考察指导工作。1974年2月，我突然被借调到省委某机关工作。后来听说这叫第三梯队，每个专区借一人，试用两年。受到党组织如此重视和破格提拔，我感到很振奋。

　　1975年11月，一位处领导问我，你是党员吗？我回答说，我还不是，请组织上考验我吧！领导说，你很优秀，好好干吧，我去问一下你们县里，看春节前后能否尽快解决。下班前，我写好了我人生中的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庄重地交给了一位机关党支部委员。当晚，我在宿舍里静静地站在窗前，浮想联翩，心潮激荡。望着墙上的毛主席肖像，我默默背诵着早已背熟的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那时，我多么渴望能尽快地站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生与死相隔多远，正义从未泯灭

　　我是个性格坦率、爱激动的人，对生活充满了诸多热情，恰如史铁生老师在给我写的序中对我所作的评价：“他不羁与不雅的性格，像孩童似的率真透明，既有天生的刚烈朗爽，也有后天的特立独行，皆因其特殊人生的锻造。”正是这股激情始终澎湃在我的胸膛里，伴随着我行进在追求革命的历程中，走过春夏秋冬，走过生死安危。生与死相隔多远，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其实，想一想就会发现，生与死离得很近！

　　从小我就嫉恶如仇，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无情。20岁那年，我赶集时看到一婆婆坐地哭泣。打听后知道，婆婆身上准备买药的5元钱被偷了。看到老人伤心的样子，就像自己的奶奶被坏人欺负了，怒火腾地燃烧起来。我仔细搜寻，发现有两个小青年神色鬼祟，在他们的黑手又一次伸进一位老人的荷包时，我一个箭步跨过去紧紧抓住了这只手，将它扭到背后，一直拽到哭泣的婆婆跟前，命小偷交出了那5元钱。婆婆和周围的老乡连声谢我，还夸我是英雄。那是我第一次抓坏蛋，内心充满了正义与自豪。有一次进城，我和一个朋友去买东西，发现两个青年在扒窃一妇女的钱包，我忍不住又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了小偷，逼他交出了钱包。过后，我和朋友在街边一小饭馆喝酒，饭毕他回家了。这时，一个刀条脸走了过来，歪着脑袋对我说，“哥们不知是哪方的？敢跟我到河边去一趟吗？”我哼了一声，大步走了过去。深秋时节河滩空无一人，但从我身后窜出八个人来，慢慢将我包围，其中两人手里有木棍。我冷静观察对方，牢记师父教我的“擒贼先擒王”的战术。这些小流氓真不讲规则，一下子全扑了过来，仗着人多势众，恶狠狠要置我于死地。不一会儿，我已头破血流，伤痕累累。我边招架着边往后撤，做出突围的样子往外跑，其间有一个躲在后面的小胡子叫了声“截住，打死他！”我明白了，这小胡子就是领头的。我突然转身，快步直扑小胡子，迅疾一招将他击倒，随即一脚踩着他的胸口，右手还趁势抓住一个坏蛋的脖领，顶在身前让他领受木棍的击打。小胡子躺在地上，双手抱着我的脚，龇牙咧嘴地说：“兄弟认栽了，大哥饶命。”我踢了他两脚：“你们这些混蛋，滚吧！”

　　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激烈较量，我虽取得胜利，但伤的也很重，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若不是我从小跟着师父练拳，若不是我一直喜好体育运动，身体抗击打能力比较强，这次倒在地上的恐怕就是我了，那些小偷就会像鬣狗一样撕碎我的身体。即便如此，我也不怕，以后遇到小偷我还是照样抓。

　　幸福和死亡有时挨得很近，近得让你来不及分辨。我24岁那年，得到省领导的重用，整天忙得不亦乐乎，感到非常幸福。1975年冬，湖北突降大雪。那天刚上班，接到鄂西农林局电话，说有辆运木材的车在潜江出事了，他们鞭长莫及，请我想办法救他。我跟机关领导请了假，到省木材运输公司借了一辆吊车和司机，连棉衣也没穿，就驾车急匆匆地出发了。赶了近200公里路，到现场立即施救，连续干了十多个小时，从雪水中将卡车从深沟中吊起。我累得精疲力竭，用最后的力气拉着钢丝绳将破车连到我们的吊车上。那个闯祸的司机陈汉洲，却一直蹲在沟边哇哇哭，什么也干不了。当时我几乎被冻成冰棍，是吊车司机把我从破车底下拉出来塞进吊车的。车拉车走得慢，直到第二天凌晨我们才把破车连同司机拖回武汉。我在宿舍里昏睡不起，被同事发现将我送进医院，发烧抽筋40多天，三次报病危抢救。医生对去看我的机关领导说：“这命是救过来了，但人报废了，他将终生瘫痪……”我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感觉是从天堂一猛子扎进了地狱，眼泪如决堤的洪水一下子冲出来。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寒冷、饥饿、受辱、受伤，多疼多苦都没眨过一下眼皮，没流过一滴眼泪。可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那种悲痛欲绝，那种撕心裂肺，把我25年的眼泪都流光了。我想，饭碗砸碎了，身体残废了，可以不在乎，但最痛苦的莫过于又一次错过了入党，恐怕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读书写作点亮人生，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面临瘫痪及死亡的威胁，我没有退缩，选择了读书与它抗争。在住院八年期间，我请医生、护士和病友帮我到图书馆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又一次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还有黑格尔、萨特、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哲学和文学书籍，觉得比前大不同，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我写了很多读书心得笔记，比如：“我终于感悟到：映照死亡的不正是生命么？因为生命本身具有着迷人的色彩，它不仅展示强健时体魄的美，更折射着逆境中智慧的光芒。人生何其短暂，青春何其短暂，我没有工夫抱怨岁月。没有遗憾，没有悔恨，只有学习与思考，便是一个坚强而充实的生命！是的，我的身体瘫痪了，我再也不能打球游泳了，再也不能抓小偷了。但至少现在我还活着，至少此刻我还能写字，那么，我就要活好现有的每一分钟。即使生命之火就此熄灭，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

　　出院以后，我不等不要不靠，不抱怨，不伸手，全靠自己艰苦拼搏。白天我摇着轮椅上街谋生，七月流火我卖冰棍，腊月寒冬我卖茶鸡蛋，跟贫困搏斗，跟病痛搏斗，自己挣钱买药吃，自己养活自己。晚上回家躺在床上，我拿起另一种武器——我最钟爱的笔和纸，跟黑暗搏斗，跟死神搏斗，我永远不会屈服，我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是个不下决心便罢，一旦下决心就要付诸行动的人。当年，我下了扎根农村的决心后，天天和农民一起出工，爬山种地，下水插秧，栉风沐雨，顽强拼搏，勇抓小偷，成了当地有名的知青模范，农民李启松、李启保兄弟至今还称我为榜样叔叔。患病瘫痪后，我下决心要重新站起来，忍受剧痛接受大夫建议施行的无麻醉手术，掰开因高烧痉挛而缠绕在一起的两条腿。工作关系退回农村后，我下决心不给组织添麻烦，吃尽各种苦头，终于做到自食其力。再后来，我下了和文学恋人付宇结婚的决心，尽管有人阻拦，制造各种麻烦；尽管双方老人不同意，施加巨大压力，但我们还是想出办法，得到残联组织的大力帮助，在武汉办成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瘫痪至今已达36年，脊柱炎、关节炎、静脉炎、脑外伤、胃溃疡、肾结石、骨质疏松、半身麻痹，现在全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了，但我的心态依然如年轻时那般真诚，我的笑容依然如无怨无悔的花朵那般绚烂。我在随笔《我是一具活“化石“》里写过：“只要紧紧抓住自己的生命，不放弃、不抛弃、去拼搏、去抗争了，就能把人的一辈子活成两辈子，就能把一具快要变成骨灰的竹节状畸形脊柱，打磨成钢铁般坚硬的活‘化石’”。

　　从1981年开始向《长江日报》、《武汉晚报》投稿。通过深入采访调查，我写了许多通讯报道，印象里最深的有两篇，一篇叫《美丽的事业》，报道的是江汉区红旗理发厅青年共产党员李金叶，十年如一日坚持上门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免费理发的事迹。一篇叫《平凡的工作》，报道的是汉阳区建工局青年共产党员王秋志，十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帮街坊修电路修下水道的事迹。这两篇两千多字的文章见报后，都曾在二人其单位引起过轰动。

　　1984年，我的处女作《我的诗》在省作协刊物《长江丛刊》上发表，大大鼓舞了我搞纯文学创作的信心，由此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里。27年来我在《长江文艺》、《人民日报》、《北方作家》、《北方文学》、《武汉作家》、《湖北作家》、《美文》、《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新加坡文艺》等国内外一百多家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一千多篇计220多万字，出版了3本专著。从1990年开始，共获得省级以上各种文学比赛奖40多次，现为湖北省作协会员。2001年获残疾人文学耕耘奖，2002年获武汉市自强模范称号，2007被评为“武汉市十大杰出残疾人”。我还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残疾人模范演讲团、残疾人作家演讲团，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医院等地作了100多场演讲。有的大学还邀请我去开讲座，我做了许多有关文学艺术、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谈恋爱、如何从绝境中崛起、如何大器晚成等主题的讲座，现场互动问答，受到大学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在我的影响下，妻子付宇和女儿阿北也爱上了写作，母女俩也常有作品见诸报刊。关于写作，我和妻子最近做了个“十二五规划”：一、夫妻合作出版中篇小说集《杜鹃花开红艳艳》，书稿年底杀青；二、出版《付宇诗选》，正在创作中；三、夫妻合作出版长篇小说《追幸福的人》，完成构思。

　　我和妻子都是热心人，积极参加社会慈善公益活动，海啸地震灾难发生时，我们都尽全力捐款捐衣捐书，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对生死看得透彻，我和妻子都已留下遗嘱，死后将遗体捐献给红十字会，将角膜、肝肾、皮肤等器官移植救人，骨架供医学院做医学研究，遗体全身都是宝，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

　　爱长江博大胸怀，甘为人梯建团队

　　俗话说，独木不抗风，单兵难排阵。在30多年写作生涯里，我深感个人力量的单薄，对残疾人事业推动太小。我开始寻思帮助那些有才华的残疾人文学爱好者。

　　山东德州农村残疾人施亦欣，喜欢写诗写歌词。有一次，市残联来电说有位作曲家齐追航要几首歌词，我当即推荐了施亦欣。我妻子打电话叫她多寄些歌词来，她寄来20首。我一看，格式、字迹较乱，在里面挑出8首作了修改，妻子仔细用楷书誊写好，用挂号信寄给市残联。金秋时节，齐追航的全国首张助残音乐专辑《爱与梦同在》在北京举行首发式，中残联到场支持推荐，词作者之一施亦欣也受邀参加，专辑里用了她4首歌词，付给她2000元稿费。当晚，施亦欣高兴地从北京打电话来告诉我们。

　　河南许昌农村重残文学爱好者何留中，喜欢写散文小说。他从杂志上认识了我和妻子后，时常写信来，文字朴实，为人真诚，虽处境艰难，仍自强不息。多年来，我们尽微薄之力，给他寄书、寄药、寄衣服，看到他的文章越写越好，还获奖了，我们去电祝贺，比自己得奖了还高兴。这样的事还有许多，只要碰上了，觉得是人品端正、真爱文学的人，我们就尽力帮扶一把。

　　今年3月，武汉青山区重残文学爱好者林学锋来电，说他写了一部长篇纪实书稿想出版，找了许多人都说很困难，真是急死了！10年前，我也有过这种痛苦，一本书稿被出版社磨了5年才排上号，等书印出来，黄花菜都凉了。残疾人的事我义不容辞，我给小林想办法出主意，鼓励他抓紧办莫退缩。还打电话找好友齐大勇老师帮忙，他是侠肝义胆的热血编辑，第二天回电说，妥了，叫作者来签合同吧！一个半月后，1000册新书闪亮登场，区政府和残联为林学锋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新书销售一空。

　　看到一个个残疾人作家茁壮成长起来，自强、自尊、自信地回归主流社会，为中国主旋律文化和残疾人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和妻子高兴极了！

　　党是浩荡的长江，我们是汇入长江的溪流

　　我出生在长江边，从小爱长江，小时候一年四季都在长江里游泳、玩耍。我爱长江，爱她的不畏险阻，千回百转，浩浩汤汤。我爱长江，爱她搞五湖四海，不搞一花独放，她吸纳百川，肝胆相照，同奔海洋。

　　我是一滴水，党就是长江。一滴水只有汇入大江，才能获得博大和永恒，才有勃勃生机，才能写出壮美的诗章。我们残疾人作家正在一个个成长，逐渐成形成群，犹如一滴滴水珠流入溪流，汇入长江，走向大海。我们之所以对党这么深情，正是因为党和残联组织，给了我们博大的宠爱和细致入微的关怀！

　　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90年的扬弃和继承，30年的改革与发展，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全党全民的心声！我们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

　　亲爱的党啊，请让我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以喊江喊海的喉咙，高唱国际歌和红旗飘飘，唱响我60年来积攒的激情和心声：

　　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您。

　　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您。

　　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高举着您。

　　逆境中拔地而起，我依然要紧紧跟着您。

　　(武昌 曾文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