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

　　编者按

　　父爱如山这句话,对于有些孩子而言,也许一辈子也体会不到。本文中，在这个儿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暴君，他冷漠、自私，甚至对儿子有着切齿的恨，皆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月，儿子的一句话，令他被关进了监狱。暴力和恨蔓延在父子的一生当中，父亲去世后，儿子竟然一滴眼泪也没能掉下来……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本版特约知名作家荆歌，忍受着内心的挣扎，写下这些伤痛的文字，献给所有的父亲以及所有的儿女，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更珍惜这段今世唯一的父子情缘……

　　我害父亲被抓了

　　我十岁那年，祸从天降。有一个傻×小姑娘，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竟以喊反动口号为乐。她喊了几句，被别人听到了。人家就问她，谁教你的？她那时候只有八岁，八岁的小姑娘，不应该对共产党毛主席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呀，她的后面，一定有个教唆犯———这样想是合乎逻辑的。

　　承蒙她厚爱，这个傻×小姑娘竟然说出了我的名字。真是三生有幸！

　　我没有教她！但是，人们不听我的，人们相信了她的话。可是，我那时也只有十岁呀，我对伟大领袖，又有什么仇恨呢？

　　他们把我关了进去，关进了工人纠察队。“你说，是谁教你的？”他们反复问我这个问题。我总是说，没人教我。他们就拿出系了红缨的大刀恐吓我。他们将大刀很响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锋利的刀刃对着我。刀面的反光让我感到眩晕。

　　我被黑夜一样的恐惧包围、淹没。

　　恐吓不断升级。他们威胁说，我要是顽抗到底，就有可能被枪毙。

　　最终他们“启发”我：是你父亲指使你的吗？并且“承诺”：只要你承认下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不无担心地问：“我如果承认了，我父亲也不会有事吗？”他们肯定地说：“不会有事，一定不会有事！而你若不承认，就连你父亲和你一起枪毙！”

　　我的母亲到工人纠察队领我回家，我见到她，高兴地笑了。我一笑，从鼻孔里喷出一个大鼻涕泡泡。而母亲则给了我一个耳光，她说：你爸爸被抓走了！

　　母亲还陆陆续续说了父亲被抓走后的一些细节。我因此知道，在万人斗争大会上，父亲被五花大绑。母亲还说，他挨了不少打，他全身的淋巴结，都肿得像葡萄一样。

　　我和哥哥，轮流给被关押的父亲送饭。然而，凡是我送去的饭菜，父亲都一口也不吃。因此，后来，送饭的任务就落到了哥哥一个人身上。

　　父亲在牢里，闲得没事，他把家里送饭去的铝制饭盒擦拭得非常干净，内外都是精光锃亮。而唯独刻有我名字的饭盒，他不擦。它黑乎乎的，与家里其他的饭盒相比，就像是一件破烂。后来，我还在我的饭盒上发现，我的名字，被画上了叉。痕迹不是太明显，我猜，那是父亲用他的指甲刻上去的。虽是浅浅的痕迹，但我看到了深入骨髓的鄙夷和痛恨。

　　父亲再也没有正视过我

　　父亲被释放，他回到家中，我以为，我一定会被他打死。那天我放学回家，推开门，看见了父亲。他变白了，很瘦，刚剃了头。我在门口呆掉了，我不知道我是应该进门呢，还是掉头就跑。我呆在那里，足足有5分钟。

　　我突然放声大哭。

　　父亲对我很和蔼地笑了，他说：“我回来了。别哭！”

　　我哭得更厉害了。我从来都没有哭得如此酣畅，如此放肆，如此响亮。我的哭声，好像是从我的身体里突然膨胀开来，我完全没有抑制住它的可能。它有力地奔突而出，像一股股气浪，撞击着我，把我的头震得晕晕的，不知道世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听到母亲喝令我：跪下！

　　她的声音是那么响，那么突然，霹雳似的在空中炸响。我被吓到了，我突然噤了声。我惊恐地转过头，寻找到了母亲的身影。“跪下！”她又大吼了一声。

　　这是我的母亲吗？那一天，对我来说，一切都太突然了。我一时真的不明白在我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惊恐地看着母亲，她的脸有点变形，而她的嘴唇，则变成了紫色。

　　但是父亲让我不要跪下。他说：“不要，不要！”与此同时，他很有风度地挥挥手。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我第一次感到内疚。是的，当我从“工纠队”回到家里，听说父亲因为我而被抓走，我并没有内疚。我只是感到惊恐，感到奇怪。我想得更多的是，“工纠队”的人把我骗了！他们明明向我保证，只要承认，就会没事，父亲也一定没事。但是，他们抓走了父亲。

　　那一刻，我躺在夜的漆黑深处，感到我是多么地有愧于我的父亲。都是因为我，他才被抓进去，关了将近两年。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受了那么多折磨。但是，他却宽容了我，没有把我打死。甚至连骂都没骂我一句。我清楚地记得，我进门的那一刻，他还对我微笑。

　　同时我也感到庆幸。我对父亲犯下了这样的罪，他却原谅了我。这种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那么轻易得到宽容。比方那个傻×女孩，害得我和我父亲身陷囹圄的那个人，我丝毫都没有原谅她。我无数遍在想象中骂她，打她，甚至把她杀了多少回。而我是父亲的罪人，他却原谅了我。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真是我的好父亲！

　　可是，从第二天起，父亲就不再和我说话。他的态度冷得就像冰，比最冷的冬天还要冷。他的目光，再没有正视过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却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直到他去世，那十多年，情况基本都是这样。

　　除了对我进行无情的打骂，父亲释放回来那健在的十多年，我实在想不起我们之间，还发生了些别的什么。他以极端的冷漠，来表达他对我的切齿之恨。

　　长期以来，在同学面前，我身上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我身后站着一位阴冷严酷的父亲。凡是和同学发生矛盾，他们都会以“告诉你爸”相威胁。每次从学校回家，不管白天我是否犯了错误，随着家门的靠近，我的心跳也不断地加剧。我无端地紧张和害怕，好像每一次踏入家门，等待我的就是不可预知的惩罚。虽然教室到家，通常只有几百米，但是，这却是一条让我疲惫得几乎要窒息的漫漫长路。家，在我的前方，就像一个魔窟，不知道又是什么样的刑罚在等着我。

　　父亲的恨祸及我哥哥

　　父亲对我的恨，还祸及了我哥哥。按理说，我哥哥没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相反，他应该说还是对他有恩的。他被关押的两年中，哥哥几乎每天两次去给他送饭，风雨无阻，寒暑如一。但是，父亲对哥哥没有一丝感念。在他心目中，子女都是可恶的，是麻烦，是累赘，是祸，是扫帚星。而外界，普遍的看法是，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严父。他对子女虽然凶了点，但他是为子女好。天下哪有不希望子女好的父母？严父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所高度肯定的。谁也不知道父亲的内心。只有我，我哥哥，还有我母亲，我们是知道的。他的内心，始终盘踞着毒蛇，他无法祛除它。它每天每天，都在吐出蛇信，利牙中饱含毒汁。他经常在家庭中公然表达这样的观点：生而为人，有了女子是最为不幸的。他说过，要是没有子女，生活就像天堂一样。他还说，别人的孩子都还是可爱的，而他的两个儿子，则是可厌可恶可恨的，是恶魔，是废物，是他一生悲惨命运的根源。

　　在他的心中，对子女的爱，已经荡然无存。他的恨蛇一样盘踞在那里，最多有时候保持着一种平静的状态。这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而更多的时候，毒蛇吐着粉红的蛇信，令人疯狂。

　　他的暴怒常常说来就来。他会抓起身边可以抓到的任何东西砸向我们———我和我的哥哥。有一次他正好拿到了一把菜刀，便向哥哥的脑袋砍去。所幸的是，母亲及时出现，她抓住了他的手，惨剧才没有发生。

　　在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的哥哥因为犯罪而被捕。他关在看守所的日子里，父亲天天在家里忧愁。父亲最为担心的事，就是贴布告。因为我们家的姓氏，在方圆几百里的范围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父亲认为，哥哥一旦判了刑，就会四处张贴法院的布告。布告一贴，父亲就完了，所有的人都将明白无误地知道，荆莲辰的儿子被判刑了。他将会因此而无地自容。所以，他在家里不住地嘀咕，希望我的哥哥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最好能够不苟活到被正式判刑的那一天。父亲恳切地希望，他的儿子能在看守所自杀身亡。“他死了，就不用判刑了，也不会贴布告了！”父亲说。

　　因为获得“保外就医”，哥哥的刑期，是在一个苗圃场度过的。上世纪80年代中，他因祸得福，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在苗圃劳动改造，那时候盆栽花木中有一种名为“五针松”的，价格被炒得像是坐了火箭。当时五针松的价格，是以“头”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不是说一棵多少钱，而是以一个一个芽头计。哥哥在苗圃劳动，学到了技术，私下里培养了很多五针松，当然还捎带其他花木。

　　那时候我去苗圃场看望哥哥，他的抽屉里装满了整条的洋烟。那时候，我师范毕业不久，分配到一个比较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正努力要调回到父母身边。哥哥听说我将要和父母在同一所学校工作，他认为我是疯了。他说，他是好不容易逃出家庭的牢笼，即使是吃官司，只要离开家庭，也感到无比幸福。听他这么说，我感到黯然。

　　当时，苗圃场的几个工人师傅，也都像哥哥一样悄悄地干私活。所以，一切才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但是，也有一两个老工人，对哥哥是有些不满的。我去探望哥哥的时候，有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老师傅，就把我拉到厕所里，对我说：“劝劝他，不要赌。”

　　父亲的痛哭和控诉

　　父亲去世的时候，哥哥没有回来。

　　那一年,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之前，他还有时候会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哭声里夹杂着几句对天命的疑问，对命运的控诉。“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或者说：“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啊？”后来，他就什么声音也不发出了。他一天到晚闭着眼。他经常让我误以为他已经死了。当我凑近他研究他的时候，他突然睁开眼睛。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惊恐，好像突然发现我是要谋害他一样。不过，他很快又闭起了眼，似乎是在跟死神赌气。又好像是觉得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别人害的，所以他不想看到任何人。

　　母亲跟我商量，是不是应该去把哥哥叫回来，看父亲最后一眼。我觉得应该，这是人之常情嘛。但是，我又非常清楚，这件事，还得问父亲。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我们擅自把哥哥叫回来，对他非但不是一种临终安慰，反倒惹他生气，是催命呢。

　　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嘴凑到父亲的耳朵边，问他：“老荆，阿要叫毛毛回来一趟？”

　　父亲的眼睛和嘴，都紧闭着。他显得比平时更倔。母亲又问了一遍，他才非常固执地摇了摇头。

　　不管母亲说什么，父亲都没有丝毫的反应。他闭着眼，一动不动，就像睡着了。就像死了一样。

　　直到父亲的眼睛真的睁不开了，嘴也张不开了，灌他米汤，也从嘴里流出来，流在床单上，流进他自己的耳朵里去。说什么他都没反应，怎么叫唤他他也不理睬了。一位医生朋友说，他这种状况，和死了也没什么两样。虽然他还有呼吸，但是，大脑已经死亡了。

　　这时候，母亲才决定自作主张，让我火速去一趟苗圃场，把哥哥叫回来。

　　但是我没有找到哥哥。据说，他是因为躲赌债，才逃走的。至于逃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清。

　　我一滴眼泪也没有,竟然没有……

　　事实上，我知道，对于父亲的病，或者说对于父亲这个人，母亲早就已经感到厌倦了。所以我总结出，亲人突然死去，和最终在病榻上磨个三年五载死去，在活人心里造成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前者容易理解。而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是上帝的一种策略。为了减轻失去亲人的痛苦，上帝用疾病，用病人的半死不活状态，来折磨活着的人，让他心上的痛苦，一天天迟钝，一天天变得麻木，甚至变得厌烦。最终，亲人的死去，不再是一种多大的痛苦，而成为一种解脱。生活总是为活人设计的，上帝觉得，没有必要让活着的人因为死人而终日郁郁。要让活着的人觉得，自己对死者已经付出得太多太多，已经完全问心无愧。死者死去之日，便是活人解脱之时。而且，这种无愧于心，甚至是死者都是能够充分理解的。不管是活人还是死者，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快摆脱这种半死不活的局面，死者快快死去，活人快快好好接着活，一切就那么顺乎天理地结束了。就是这样。

　　我理解母亲。即使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也觉得她一点都不过分。她对父亲，可谓仁至义尽。她服侍得他那么好，她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还要她怎么样呢？难道说要让她替他死吗？让她陪他一起死吗？父亲患病期间，母亲吃尽了苦。对于这一点，我想凡是有过在医院服侍病人经历的人，应该都能深切体会的。一个人快要死了，所有的困难，便都落到了服侍照顾这个人的人的身上。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白发，就是在父亲生病期间出现的。一旦开了个头，就成蓬勃蔓延之势了。父亲的死亡，是母亲生命的一道山梁。翻过这道山梁，母亲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捧着父亲的遗像，始终没有哭。我知道，不是我心肠硬。在父亲死前，那些他肝昏迷的日子里，我经常动不动就伤心地哭起来。我变得那么脆弱，像个女孩子一样。但是，当他一旦真的死了，我竟然一滴眼泪都落不下来。我听到有一个声音几次在我耳边提醒：“荆歌啊，你要哭，你要哭几声的，送送爸爸！”我觉得所言极是。但是，我就是哭不出来。我很着急，觉得我死了父亲却不哭，实在不孝，违反了游戏规则。但是，越急越是哭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