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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对腐败官员也要尊重其人格，也要落实宽严相济的政策，但不等于可以罔顾社会公平正义，放弃党纪国法的严肃性，不等于对他们的无原则同情及提供法外照顾就合法合情合理。使腐败官员承担行为后果，体现法纪严肃，彰显社会公正，才能使惩处措施符合预防腐败的目的。舍弃堂堂正正的手段，而对腐败官员滥用同情心，浅薄地体现所谓的“为人厚道”、“与人为善”，是对美好情感的误识滥用。
情感陷入误区，错用柔情善意，善解腐败者之意，会造成多方面危害，弱化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和成效。
一是有损党的声誉形象。党的宗旨是执政为民，而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与执政为民南辕北辙。如果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对腐败官员同情照顾、心慈手软，不但很难使人相信是执政为民，而且还易使人产生官员互相庇护、与腐败官员为利益共同体的合理怀疑。种种负面影响累积叠加，会加剧社会诚信和信任危机，给党的声誉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二是有损社会风气。党风正则民风正，党的思想作风和执政行为，对社会具有现实和长远的引导作用。从严治党，对腐败行为零容忍，对净化社会风尚，提高社会崇尚廉洁、讲求诚信、追求正义的道德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反之，如果误以为对腐败官员宽容就是厚道，就是重感情讲情义，并进而形成思维定式，必然酿出无视正义、宽容腐败的风气。党内出现这种风气，会传导于社会，逐渐混淆公众对事物是非善恶的清醒评价，败坏社会良风美俗，降低民族伦理道德水平。
三是有损人民群众利益。如果对腐败官员心存怜悯而运用权力给他们以法外照顾，不但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心理感受，而且会放任甚至助长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何况，宽容对待腐败官员的意识，绝不会仅以同情被刑事追究者为底线，必然覆盖于其他触犯法纪的腐败者。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制度和法纪的全面松动乃至失效。
四是有损司法机关权威。司法者根据事实依照法律，对触犯刑律的腐败官员公正地作出司法处罚，是法治权威和司法尊严的应然状态。而当容忍腐败、照顾贪官成为普遍化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权力掌握者因此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和妨害成为常态，且不以为耻，当司法者坚持对腐败官员依法处罚却成为困难的选择时，法治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就会荡然无存。
腐败官员无视人民群众的权益愿望，以权谋私，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时，何曾考虑过党和人民的感受?他们贪污受贿之日，就是与党和人民分道扬镳之时，他们此时已经变异为党的事业的破坏者，沦落为人民利益的侵害者，与其他类型犯罪者在危害社会方面没有实质不同，绝非“自己人”。腐败行为无论是动机，还是后果，没有良善的因素，完全是一种违逆人民愿望、挑战党纪国法的“恶”，对此应有基于正义感的义愤。一位西方哲人关于惩罚的“快感说”表达的观点很有道理:“让我们认为不正义的得到惩罚，这总会给我们快感，并与我们的公平感一拍即合。”构建和谐社会，并不是要否定或抛弃对恶行的义愤和惩罚，相反，更需要在各个领域、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培植、维护善恶分明坚持正义的道德情感，使善良战胜邪恶、改变邪恶，这样和谐才能实现，才有保障。
腐败官员从社会尊重、待遇优越的位置，一朝翻身落马转变为丧失政治生命乃至人身自由的囚徒，有的还因此出现家庭破碎的悲剧，这种明显的反差巨变，对谁都不是好事幸事。但是，他们如果能够接受教育、警示，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老实做人干净做事，不去不顾廉耻地做坏事、丑事、龌龊事，又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自己自私自利选择了腐败道路，贻害党和人民，造成身败名裂，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既不是无辜者，更不是弱者，并不值得同情。真正值得同情的，倒是曾经信任他们、任用他们，却被他们无耻欺骗的组织;是曾经供养他们、尊敬他们，却被他们放肆伤害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