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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瑄。
说起徐瑄,有些被监督者“惧怕”她。因为她言语犀利,总能一语击中要害,让人无法辩驳。而更多人喜欢她,因为她仗义执言,因为她总是能摸着良心去呐喊。拥有广东省广州市人大代表和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等身份的徐瑄教授,一边用深奥的法哲学探究法治的真谛,一边用独特的均衡对价法治思维解读中国社会,在知和行交汇中践行她的“法治国”理想。
站在人民的立场
才能发现“人民”
“你会发现你的思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突然间觉得自己从一个土坑里爬出来,一下子站在广袤的田野上。”2006年,徐瑄当选为广东省广州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从法律人到人大代表,徐瑄首先在角色变化中体验到了立场的不同带来的思维冲突。
“我们常常说是不是法律人,一开口就能知道。法律人只要一看到社会问题,首先就会反应这是谁的责任,权利、损害、赔偿、救济的思路一跃而出。很少从宏观、多元角度看问题。”徐瑄坦言自己在做人大代表前,就被深深地烙上了法律人特质。
“如果在以前,看到贫穷的人,我会认为,谁让你不努力,穷是活该。”当选代表后,徐瑄通过不断接触社会底层发现,贫富差距远不那么简单,许多是由于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或制度安排不均衡造成的。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立场,并尝试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社会,才发现了公平正义的含义。
“必须明白,人大代表所代表的利益,不再是单一的权利人立场,要从“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徐瑄开始要适应角色带来的变化,“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是不是公平正义的角度看问题,这才是人民的立场,一个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才是当下人大代表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
“一个人大代表首先必须做到为人民发言。”徐瑄认为,不发言就是渎职。她说,代表人民去发言是一种权力,而不是权利,它不能由代表任意行使和随便放弃。但怎样发出人民声音才对人民最有利,却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
2006年刚当选代表的徐瑄,在审议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时一下子指出报告中的10多个问题,并公开“炮轰”政府工作报告更像企业老总的年终总结。
这把广州市政府给急坏了,市领导专门来听徐瑄意见。但是真正到对话时,徐瑄才发现,只会发现问题,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甚至用自己研究的纯理论的话语批评政府报告,人家听不懂,“对话不能”,更何况解决问题?
通过这件事,徐瑄觉得,政府是愿意接受人大代表的批评和建议的,关键是你要把你发现的问题让人家听懂。不能光会大声喊“我反对”,而是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角度来提意见。
“你是为了政府更好还是不管政府好不好只管自己高兴就行,你发表批评意见的方式会很不同。”徐瑄说,人大代表首先要爱国,有法治国家的愿景和理想,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来鼓与呼、行与思,这样就可以避免激化矛盾,“帮倒忙”。
在其他代表好意劝解徐瑄小心“不要得罪人”时,她很自信不会得罪人。她说,一个好的建议是不会得罪任何人的。特别是让一个国家法治化、一个城市法治化,是人人从中受益的,是每个人心中的理想。
应唤醒每个公民
心中的法治愿景
教育公平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徐瑄认为,教育不公背后反映的是财政分配不均衡。她认为,财政均衡要求,初次分配必须做到全面、细致、周到。不管学校是城市、农村还是重点、非重点都要照顾到,加大对农村、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同时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智障学校等特殊保障,这样的财政投入才能体现公平和平等。而中国教育不公平是教育财政投入不均衡造成的。
“教育不公导致了学生择校成了家长名利的“角斗场”,成为教育腐败的源头。”在包括徐瑄在内的广州市人大代表的集体干预下,“择校费”逐渐成为历史。但徐瑄觉得,这还不够,教育不公平的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上才能根本解决,尤其是要靠推动均衡法治来解决。
“就法治国家的进程而言,我们与西方国家相比,虽都在建设法治国家,但国情很不同。好比一起跑步的人,成熟的宪政国家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要跑去哪里,目的地是哪里。他们一直在领跑。而我们是追循其后的发展中国家,跟着一起跑却不知道目的地为何。”
作为“均衡对价”原理提出者的徐瑄认为,我们学习西方,移植了人家的法律,没有自己的启蒙和理想的共识,所以,简单的模仿了西方法律,没有奠定自己的梦想和理想。这样,中国法律人普遍有司法技术但缺乏愿景的力量的启蒙。
徐瑄认为,所有法治国家共同的原理就是让整个社会有机体按照法治的原则去运行。资源分配要均衡对价。均衡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概念,对价要求共同同意和多数人同意的政治过程。
“一个好的国家机制,其政治框架和经济框架之间应该布局均衡、结构合理、比例适当。也就是要破除‘丛林法则’,建立均衡布局的宪政,使得利益冲突各方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尽其流的制度目标。这就是‘均衡对价’的基本要求。”
“只要我们自己确立对法治的信心,不断地唤醒人们都来关注法治国家的梦想,法治国家就一定会实现。”有了法治的愿景和均衡对价的方法论,徐瑄在人大代表的履职过程中更加如鱼得水,不会盲目地愤怒和呐喊了,而是科学地建议和理性地行动。
用“均衡对价”
妙解社会顽疾
2010年市人代会期间,审查人力资源与劳动保障局的财政预算时,徐瑄敏感地发现农民工培训经费比上年减少了,她质问,农民工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大量增加,这个财政预算应该是增加的,起码不能减少。徐瑄建议成立农民工培训基地,把农民工培训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建议。政府积极响应这个建议,并承诺财政尽快投入20亿设立该项目。
徐瑄所在的广州市人大财经委,全体委员达成共识,每个委员的意见都有机会表达,代表们的每一次权利的行使都推动中国民主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广州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把“账本”交给人民,实现财政预算全公开的城市;审查民政局预算时,发现了把社区管理费都用来办公了,徐瑄认为应该多用来购买社会服务。政府采纳了徐瑄的建议,广州率先试点政府出钱购买社会服务回馈社区群众。
今年,徐瑄又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治堵”难题。“交通拥堵问题并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徐瑄不赞同社会上把交通拥堵的原因归结于城市发展上,认为这是推卸责任的托词。
“要解决城市拥堵,就必须解决节点问题或者说是堵点冲突问题。各种车、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汇集,各不相让,又没有明确的指令,这才是拥堵的根源。”徐瑄指出,要实现均衡和谐的交通状况,就要推行分道制衡制。这种制衡是靠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交互制约来实现的,不是靠外力的而是靠内力的约束。它要求在路面稀缺的情况下,以提高单位时间路面的利用率和人车通行率来构造整个交通系统和管理法规,从而使各种车、各种人都各安其位、各行其道、各得其乐、快乐驾驶、安全出行地“和谐交通”。
针对目前一些城市采取的治堵措施,徐瑄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她认为,目前治堵存在三大误区:
第一,以限治堵。比如单双号限行、差别性收费、征收拥堵费、加大停车成本等都是不符合人性关怀的,是政府“懒政”的表现。单双号制度一出台就使人们的行车自由减少了一半,徐瑄指出,任何立法不能损害人民已有的自由,不能减少人民权利,只能致力增加,所以才需要政府。
第二,靠管治堵。各种管理措施都是加大管理成本的,实际上都是添堵不能治堵。比如靠大量的协管员上街无益交通问题的解决。如果人们在一个路段总是违规受罚,那么就是你管理上出了问题,而不是老百姓的交通习惯出了问题。
第三,所谓“公交优先”的问题。公交优先不单纯指公交车、巴士车优先,而更主要是指地铁优先。公交车优先使得巴士带来的交通混乱更多,巴士司机也成为最野蛮的司机群体。
“不要动不动就说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不要动不动就说群众的交通意识不强。要多反思自己,是不是交通布局设计上出了问题?是不是交通规则的制定出了问题?”徐瑄批评一些职能部门在治堵上的“官本位”、“以罚代管”的思想。
徐瑄的呼吁得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的高度重视。广州市委专门开会听取徐瑄的意见,广州市交通委也开始根据会议精神草拟新的广州治堵方案。
“在当下,代表最重要的社会担当就是怎么样落实宪法规定的代表职责,让人民给予代表的权力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徐瑄这样诠释自己对代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