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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制约,八里台镇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到九十年代初,全镇人均收入只有500多元。经济的薄弱导致村民素质偏低,家庭不和。当时,镇妇联、司法所主要的精力,则放在调解夫妻反目、婆媳不和、妯娌不睦、赡养纠纷上。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年近六旬的老妇联主任刘振凤回忆起往事,感慨万千,“那时一睁眼就跟一个个婆婆、儿媳们打交道,闭上眼脑子里也总是围绕着一桩桩家庭矛盾纠纷打转转,几乎天天都有向她们诉苦的、喊冤的、告状的、闹分家的,村村都有赡养诉讼案发生。”
左东爱是八里台镇小黄庄的儿媳妇,没过门时,她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侍奉患病卧床的婆婆4年多。过门后,又无微不至地照顾公公。公公脾气不好,她总是笑脸相迎,叮嘱丈夫和孩子不许让老人生气。后来,公公的眼睛突然失明,她用三轮车带着公公到处求医问药,打听偏方。一次,她又打听到一个用鲜蛇胆治疗的偏方,于是,平时见了毛毛虫都害怕的她,跑到野地里,拿套杆楞套了2条蛇!
经过10年的努力,公公的眼睛终于复明了。她又带着公公逛南京,看西湖。公公逢人就夸:“要没有这么好的儿媳妇,别说享福,这条老命早没了!”邻居们特别是那些为人公婆的老人对左东爱交口称赞,教育年轻人要向她看齐。周围的媳妇们有事也都愿找她帮忙,时间长了,都成了她的朋友,自觉地拿她当榜样。于是她居住周围的那一片儿就出现了许多贤惠媳妇,邻居们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男人不赌钱、不酗酒。
“左东爱效应”给了镇党委很大启发,与其天天当“消防队”,不如做好“辅导员”,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家庭美德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通过调查分析家庭矛盾产生的背景、原因。当时任镇党委书记的杜玉林感到:如果把家庭视为社会的细胞,那么作为家庭成员关系纽带的儿媳妇就相当于“细胞核”。于是,以提高儿媳妇道德素质为突破口,以评选好儿媳妇为载体,实施“细胞工程”,用她们的事迹去影响全镇的社会风气。
症结找到了,镇党委决定开办“家庭伦理道德培训班”,他们请妇联、司法所的干部和在群众中德高望重的人组成“讲师团”,到各村巡回讲课。1990年年初,第一期家庭伦理道德培训班在南义村小学一间教室里开班了,为吸引农家媳妇,党委决定给每个参加培训者5元的补贴款。屋里坐满来自各村的50多名妇女,抵触情绪流露在她们的脸上和言谈话语之中。她们认为,来参加培训是件不光彩的事,她们不是来听课的,是来拿那5元钱的。但随着讲课的深入,孝敬公婆、善待家人的道理和鲜活的事例使许多妇女深受教育,有的热泪盈眶。培训班结束时,刘振凤主任对大家说,镇里还决定开展评选“好儿媳”活动,还要把金匾送到娘家!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刘宝英是当年南义心庄有名的厉害媳妇。婚后没几天,为躲避偿还结婚产生的债务,她就用木板将通往公婆屋的门堵死,勒令丈夫和父母“划清界限”。平日里稍不顺心,她就摔盆砸碗,老实巴交的公婆整天战战兢兢,小姑子吓得不敢登门,丈夫受不了夹板气,跑到火车道上卧轨寻死。培训班办到这个村时,为了赚5块钱“听课补贴”,她硬着头皮参加了。开始时她心不在焉,后来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惭愧,最后拉着妇联干部的手失声痛哭。
培训班一结束,刘宝英就用5元培训补贴买肉回家包了一碗饺子,双手端到公婆面前,破天荒喊了一声“爹、娘”,向公婆认错,请求公婆给自己机会改正。刘宝英让丈夫打开通往公婆屋的门,又亲自请回小姑子,一家人欢欢喜喜吃了顿团圆饭。从此,这个家多了欢笑,多了亲情。一进冬,她就给老人屋里装上土暖气;怕土炕太硬,买来海绵垫子给老人铺。自己省吃俭用,给婆婆买耳环,给公公买毛衣。谈起当年的事,她一直很内疚,加倍关爱自己的公婆。1997年,经村里推荐,镇上考察,刘宝英被评为了“好儿媳”。按惯例,春节前夕,镇里敲锣打鼓,把金匾挂到好儿媳娘家的门楣上。金匾题写“女儿孝敬公婆娘家无尚光荣”12个大红字,吸引了无数目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八里台镇,不尽赡养义务的儿媳没有了,对公婆冷冰冰的少了。有的妯娌双双当选好儿媳;有的婆婆当选好儿媳,娶来的媳妇找妇联签订志愿书,决心向婆婆学习,争做好儿媳。南义村村民葛吉臣的儿媳、女儿都被评为好儿媳,轰动了四乡八村,老人心里美滋滋的。争做好儿媳,为自己争气,为父母争光,已成为儿媳妇们的一种荣耀。21年来,八里台镇评选出了256位“好儿媳”。每个人的故事都感人至深,孝敬公婆,支持丈夫、教育子女,撑起了家庭一片天。
目前,该镇已举办了五十多期家庭伦理道德培训班,妇女受教育面达90%左右。许多妇女不仅成为尊老敬老的好儿媳,而且成为懂技术、会经营的致富带头人。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时期赋予了好儿媳新的标准和特点。因此,在好儿媳的评选中,他们加进了“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乐于助人、能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生活方式科学文明”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条件,赋予活动主体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