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天下没有不会做鞋的母亲。孩子是穿着母亲的鞋一天天长大的；日子是踩着千层底一步步走过来的。

　　做鞋先糊布板，我的故乡辽西这边叫打鞋壳；岳母老家鲁西南那儿叫打袼褙。母亲又把柜橱里平常不动的葫芦头搬出来了。葫芦头里藏着白面。白面是大年初一包饺子剩下的，平时舍不得吃，只有谁头疼脑热不自在了，母亲才会倒出半碗，扒拉点疙瘩汤。母亲说，打鞋壳就得用白面，高粱面棒子面地瓜面都不粘。我瞅着闻着那白白净净、喷喷香的糨子淌哈喇子。母亲叮嘱我看好糨子，别叫鸡刨了，猫舔了。我心里嘀咕：哼，看住我就保险了。打鞋壳的布都是些布头、铺衬(补丁)，大褂改小袄，小袄毁坎肩，坎肩吊肚兜——剩下的零头碎脑儿，都用来打鞋壳。不瞅它啥色啥纹，不论它多大多小，不分它或新或旧，不认它是麻是棉，不管它成角成圆，不摸它亦薄亦厚，糨子一抹，严了，齐了，平了——粘合在一起，就成了扁豆角一样厚的布板。花花绿绿的，有点像万国旗；一块块的，有点像俄罗斯方块；别别扭扭的，有点像毕加索抽象画。将布板粘在水缸盖上，叫狗窝顶着任日头爷儿晒。

　　母亲去串门了，大嫂子，我想给我老儿子做双鞋，成头(我的乳名)的脚丫子和你家大秃子的一个熊样儿，把大秃子的鞋样子借我誊一下子。鞋样子是画报纸铰的一套，分底样子和帮样子。母亲将鞋样子按在鞋壳上铰：先铰出一副帮，其余铰鞋底。一只鞋底得七八层鞋壳，脚跟部分还得多粘两层。每层鞋底都用白华其布围好边，鞋底的面也用白华其布包严，这样粘叠一起的鞋底好看、结实。粘好的鞋底放在炕琴顶上阴干。

　　做鞋最费工夫的是纳鞋底了——一双鞋底得纳三千来针。母亲每天要出工，还要喂猪打草烧火做饭捣酱缸，没工夫成天盘在炕头上纳鞋底。母亲与那些婶子大妈们一样，都是见缝插针纳鞋底。去地里干活，母亲怀里揣着鞋底，垅台地头歇绷儿(休息)了，拿出来纳，田野之风花灿烂，虫叫蛙鸣老牛喘，庄稼拔节声声慢……都被母亲扎一针拽一线地纳进鞋底了。生产队开会，进会场，母亲不带本不带笔只带鞋底儿。书记在马灯左边挥手：那个啥……王八盖瓜地里的草要麻利儿薅啊……灯影后接茬——哧楞、哧楞拽绳子。井沿旁的老柳树下，母亲一边纳凉，一边纳鞋底。母亲的针脚有条不紊，纳到鞋腰了，丢针一针不多；扎到鞋根了，加针一针不少，针脚依旧是一般大小，前后成行，左右成排，如同是受阅的蚂蚁方阵。最温馨的时光，还是母亲坐在油灯前纳鞋底的时候。炕桌上写作业的我，总是觉得灯花前的母亲特别的慈祥。母亲不时地举起锥子在头发间蹭两下，随后攮鞋底，母亲说这样锥子透利。手滑捏不住针时，母亲就用牙咬住针往外拽；再将线绳绕在锥子把上，使劲儿勒，那架势像在拉弓射箭。小屯里有句埋汰人的嗑儿：麻子媳妇纳鞋底——坑坑洼洼。所以，每针的劲儿要一般大，这样，鞋面才能平整。拽绳声停了……母亲是在纫线，蘸吐沫撵撵尖，没纫进去；挑灯豆烧烧毛，还是没纫进去……母亲的目光与我相接了，是在求我帮忙。我“张飞纫针——大眼瞪小眼”，一下子就纫进去了。母亲欣慰地笑了，我老儿子眼睛尖，比小狗强多了……

　　鞋底纳好了，接着做鞋帮。鞋帮好做，只要用面料连里子将鞋壳围好，签在一起就得了。

　　忽然有一天，母亲说，老儿子，洗洗你那臭脚丫子去！得，八成又是要我试新鞋了！母亲不管我是龇牙还是咧嘴，搬起我的脚试新鞋。母亲前后左右一阵相看，总要加一句，臭小子，脚又长了，幸亏我做大了一圈儿。如果大得稍多些，母亲便在鞋后帮钉个带儿——没几天鞋就跟脚了。可是没穿多少日子，我就感觉顶脚了，大脚趾可是不受屈，顶破了鞋脸，探头探脸地张望着母亲的叹息——母亲做的鞋总是赶不上孩子们脚长的快。千层底穿在脚上，麻溜溜的，严乎乎的，那个温暖，那个舒适，就像母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时刻握着我的脚。穿上新鞋的我，逢年过节一样欢乐，可胡同地跑啊跳啊，东家串啊西家逛啊，脚抬高高的显摆呀！十七八岁时，我的脚不咋长了，鞋的大小也基本定型了，只是鞋底磨薄提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