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语

　　在这里，有年轻“海龟”为国家利益征战3C国际标准“战场”；在这里，有风趣“老外”投身中国电动车产业联盟的同时不忘享受中国的美食美景；在这里，还有外国产业联盟向中关村抛来“橄榄枝”落户发展……

　　产业联盟是一个独特的战场，它把“老死不相往来”的企业对手变成伙伴；它让企业们拿出各自优势资源共同发展；它不仅制定技术标准，还通过标准把想象不到的技术变为现实。

　　在本期登场的产业联盟中，利用闪联的国际标准，通过手机或者电脑操作，就能指挥家里的电视机、节能灯、电冰箱等家居设备开关……通过ZigBee联盟的蓝牙技术，如果你的血压心率出现异常，戴在手腕上的终端设备就能即时测出，通过蓝牙传输到机顶盒中，最终传送到医生办公室……随着电动汽车工程实验室的发展壮大，有朝一日电动汽车的普及将成为现实。

　　“合纵连横”往前冲

　　出场人物：“闪联”秘书长皇晓琳

　　“合纵连横”往前冲

　　ISO/IEC国际标准有“技术领域的奥运会”之称。2008年7月，中国的闪联标准通过了这个组织的认证，这是国内第一个通过ISO/IEC认证的国际标准。

　　申请ISO/IEC国际标准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一个领域，类似的标准会有很多，但能申请下来这个国际标准的只有一个，有的产业申请了近10年，投入了十几亿元，到现在还没有申请下来，申请难度可想而知，但中国闪联，这支年轻的团队却用了2年多的时间做到了。近日，闪联秘书长皇晓琳讲述了他们当初在国际阵营中艰难冲杀的过程。

　　申请国标闯5关

　　秘书长？怎么也得五十来岁了吧。坐在闪联信息产业协会的会议室里，记者正幻想着“闪联”秘书长的模样，皇晓琳就低头快步走了进来。短发、微胖、30多岁的模样，记者感叹其年轻，皇晓琳却莞尔一笑：“在我们这儿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我已经算年纪大的了。”

　　正是这群年轻人，用他们的青春和智慧，在中国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通向国际的道路上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通过闪联国际标准实现电脑、电视、网络和其他电器的无线联通，发一条短信就能让在家“待命”的电饭锅开始煮饭；回到家中，坐在沙发上，把掌上电脑中影音文件通过墙上巨大的银幕和家中的音箱播放出来，将ipad或电脑里的游戏搬出，在大屏幕上过关斩将……

　　皇晓琳是其中一员，有7年海外留学经历，回国后开始做信息协同服务标准，全程参与了闪联国际标准申请。

　　皇晓琳说，成为一个ISO/IEC的技术标准，要闯过新项目提案、委员会投票、最终委员会投票、最终国际标准草案和国际标准颁布五大“关卡”。过每一道关都要经过一轮投票，ISO/IEC有40多个具有投票权的成员国，一个国家一票，必须通过66%的赞成票，小于等于25%的反对票才能通过。

　　初登国际遭“欺生”

　　2006年，闪联向ISO/IEC提交了自己的第一份国际标准提案。这份首个来自中国的国际标准提案，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某些国际知名企业和组织的抵制，他们更希望将中国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

　　这种“欺生”，当皇晓琳和国际标准申请团队的队友第一次走进ISO/IEC的国际会议时就感觉到了：偌大的会议室里看不到其他中国人的影子。

　　皇晓琳清晰地记得，一次在柏林开小组技术会时，会场上，一些成员对闪联标准提出了尖锐而不友好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针对标准本身的，有些则带有明显挑衅；而在会场下，大家就餐、喝下午茶时，彼此也各吃各的、各喝各的，形同陌路，连一个眼神的交流也没有……甚至有反对者提前放话，说肯定不会让闪联通过标准。这种紧张、压抑的氛围让皇晓琳明显地体会到，这场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与技术之间的较量，这块“骨头”要比想象中难啃得多，因为不要说66%的赞成票，就连6.6%都看不到。

　　条形码后利巨大

　　怎么办？是默默地打道回府还是咬紧牙关迎难而上？

　　皇晓琳告诉记者，标准之争实际上是利益之争，目前3C领域中，绝大多数的标准都是其他国家制定的，这样就导致中国的企业总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下游，我国的企业在使用外国的标准时，每年要向人家交纳高昂的专利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到超市买任何商品都要扫一个条形码，许多人可能想不到，我们每扫一次条形码，都是要向国外交钱的，因为这个条形码是国外的标准，这背后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小小的条形码涉及的只是一个零售商品，而电视、手机、电脑这样上千元乃至上万元的产品，如果每一个产品都采用国外的技术标准，而且都要收费的话，这笔费用有多高昂，可想而知。这笔费用对于有些利润不高的家电、IT企业来说，是致命的，而且往往最终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标准是一个规划和分割市场的过程，不参与这个竞争，就只能永远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地位很难改变。”皇晓琳说。

　　“敌人”变“伙伴”

　　为了不再被动地受制于人，申请世界公认的国际标准是必经之路。“既然绕不过去，既然早晚要走，那么，即使当先烈，也要拼一下。”闪联团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往前冲”。

　　当决定了“往前冲”之后，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赢得其他国家的支持？闪联申请团队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冥思苦想。

　　“合纵连横”，一位队友突然想到了这个词。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在《战国策·秦策》中，张仪曾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没想到，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竟然在国际标准申请“战场”上派上了用场，通过这个战术，把一个个对立的“敌人”变为一个个“伙伴”。那段时间，皇晓琳和同事常年打“飞的”奔波于各个成员国之间。

　　这个具体过程，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皇晓琳没有细谈，最终，闪联还是依靠着对产业的预判和扎实的工作，一路过关斩将，闯到最重要的关卡“最终委员会草案投票”环节。

　　最动听一句“sorry”

　　这最重要的一关，过得也是让人提心吊胆。过这一关前，反对者提前已经放话，中国闪联肯定不会通过，另外，5个欧洲国家态度突然转变，都给中国闪联的过关蒙上了阴影。

　　“投票之后，ISO/IEC秘书处的通知随后发出来，非常遗憾地通知中国闪联技术标准组，提案没有被通过。大家的失落溢于言表。”皇晓琳回忆说。

　　“即使没通过，也应该知道什么原因呀？”于是中国闪联就去询问投反对票的理由。“结果我们拿到了详细的投票结果，我们一算，不对呀，他们算错了一票，加上这一票，我们刚刚过。于是，我们马上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向ISO/IEC提出异议，然后，他们又重新通知我们说‘Sorry，中国过了’。这恐怕是我们听到的那么多Sorry中，最动听的一句了。”

　　事后才知道，出现这个疏漏是因为ISO/SC25的秘书将票数计算错了。同时，尽管有5个欧洲国家投了反对票，但很多被看成强势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反而投了赞成票，这让许多人都没想到。

　　之后，中国闪联总结经验，加强了与一些关键国家代表的沟通。终于，在2008年7月28日ISO/IEC的最后一轮形式投票中，以26个投票国家25个赞成1个弃权高达96%的投票支持率，成为全球3C设备协同领域首个国际标准，也是中国在3C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

　　回首来时路，皇晓琳感慨万千：“做国际标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为它涉及技术、产业、资金、资源、政策等多个方面，这首先就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政府的支持。”

　　对于闪联未来的发展，皇晓琳说：“最大的挑战还是产业化，产业化不仅是标准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一条艰辛而又漫长的道路，不过，经过申请国际标准过程中的磨砺，让我们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一切不平坦。”

　　本报记者叶晓彦李海霞J224 D155

　　游走在中外之间的

　　“波兰老头儿”

　　出场人物：电动汽车工程实验室教授安东尼·舒曼诺夫斯基

　　游走在中外之间的

　　“波兰老头儿”

　　北理工大学校园讲堂内时常会有老外前来授课，但每次安东尼·舒曼诺夫斯基先生来时都是一票难求。作为北理工的顾问教授，这位已经66岁的波兰老人是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专家，是欧洲电动汽车协会波兰分会主席。他已经和北理工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有了十年的友谊，应该说算是中关村产业联盟中最资深的老外了。

　　出场人物：ZigBee大中华区总代表黄家瑞

　　中关村产业联盟来了

　　首位“外国公民”

　　近日，ZigBee联盟中关村办公室在中关村示范区揭牌，成为第一家在中关村设立分支机构的国际产业联盟。作为中关村产业联盟的首位“外国公民”，ZigBee带来的不仅是国际范儿，还有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广阔空间。

　　姻缘源于一顿饭

　　作为一个有着415家会员企业的国际性联盟组织，成立于2002年的ZigBee联盟，无疑是物联网界的“老大哥”。这个总部设在硅谷的“大哥”，怎么向成立了刚一年半的“小弟”，伸出了橄榄枝呢？

　　谈起这段“姻缘”的缘起，ZigBee联盟大中华区总代表黄家瑞低头想了半天，笑着说：“好像真没有一个特别正式的场合，大家坐下来，探讨怎么在中关村落户，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要说初次见面，还是在朋友攒的饭局上。”那是一个友人间的普通聚会，路边的小餐厅，几样清淡小菜，闲散惬意，好友把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的秘书长，以朋友的身份，引见给了黄家瑞。“其实之前就互相知道对方，只是没有见过面而已。”那顿饭局，两个素未谋面的“熟人”相谈甚欢，从联盟内部聊到国际交流，从最新产品聊到内联万通，“大家越讲越兴奋，最后约定保持联络。”

　　之后，每隔四五个月一次的联络，虽说频率不高，可俩人对彼此的认知却逐步加深。直到一天，喝咖啡时，“你们为什么北京没有人呢？”“对啊，我们可以在这设立一个专属的办公室。”简短的几句话，在中关村设办公室的事儿就落定了。

　　“ZigBee的会员企业，40%在北美，30%在欧洲，30%在亚洲，是个遍及全球的大网络。我们多是虚拟办公，视频会议、邮件、电话，很少设专门的办公室。最终决定在中关村设办公室，一方面是尊重亚洲的习惯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是想让中国的企业更多地和国际接触，提高中国的话语权。”黄家瑞笑称，ZigBee和中关村的缘分，就像一场平常的爱情，虽没有轰轰烈烈，却能细水长流。

　　盖公章的烦恼

　　虽然中关村办公室6月14日才正式揭牌，但概念成型是在年初，目前已经开始推进工作。“在北京申请成立办公

　　室，和硅谷太不同了。”黄家瑞表示，除了必须用中文填写表格外，最大的烦恼是公章。中国很多部门，比如大厦物业公司，都要求在表格上加盖公司公章，可在美国，没有公章，只有授权签字。“有好多次，别人都问我，你为什么不盖公章？不盖公章不能受理。我只能慢慢和对方解释，老外不用公章。好在大家都很谅解，最后也接受了我的签字。”黄家瑞告诉记者，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联盟组织，ZigBee联盟在美国要受到非常严格的财务审查。“打个比方，我今天请你喝一杯28元的咖啡，不在财务预算上，我得拿到28个签字才能被允许。而如果我想申请个在中国的公章，就得把中国法规翻译成英文，请人公证，送交美国，请至少三个律师事务所和一位会计师审核，然后还得和美国公司法人磨合。律师费不说，光时间，就得耗费两年。”现在，在北京，黄家瑞的名片头衔越来越小，从ZigBee亚太区总监和大中华区总代表，到亚洲区总监，到递给记者的名片上的“亚太区市场业务”。“我和朋友开玩笑，下次再印名片，就成亚太区办事员了。我不想在头衔上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不爱“金发碧眼”员工

　　中关村办公室运转起来了，就需要补充员工来处理具体事务。“因为大部分事务都由会员企业来做，所以联盟这块不需要太多的人力。目前已经有个中国女孩负责联络事务，刚在北京招的。等到我从硅谷回来，还会进一步招聘。”对于心目中最理想的员工，黄家瑞告诉记者，他不偏向于“金发碧眼”的外籍员工，相反的，更喜欢本土人才。“就像一个会说英文的人，不代表是一个好的翻译员；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也不代表就了解中国文化。了解物联网行业，有资深经验，熟悉内地标准，这样的人才，本土就有很多。”

　　不过，黄家瑞很肯定的是，一定不在办公室设立前台接线人员，也不会要求员工全年“把屁股坐在板凳上”。“在硅谷，员工常常SOHO在家。我和老板碰面，往往不是在办公室，而是在外地的某次会议上。效率比形式更重要。我倒觉得，员工整天都坐在办公室里，并不是好现象。”

　　成了北京“公交通”

　　从硅谷到北京，除了联盟需要适应中国文化，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黄家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刚到北京时，不认识简体字，会写的中文就只有名字。”他还记得有次住酒店，签单时，他签了英文名，酒店人员却要求写中文名，而他的所有证件中根本没有中文的。随着中关村办公室的启动，黄家瑞的工作重心，也更多地转移到北京，而他自己，也爱上了这座城市。“有一次开车路过十里堡，我看到有红庙公交站，就特激动地问朋友，这个红庙是不是清朝时期藏传喇嘛教里的红宗一支。什刹海、故宫，当这些小时候从书上看到的地方呈现在眼前时，心情无法形容。”

　　现在，只要待在北京，每到周末，黄家瑞就会背上双肩包，随便坐上一趟陌生的公交车，让车带他到不认识的地方，四环、五环、延庆、密云。“你随意指一个地儿，我都能告诉你怎么坐公交。别说公交车了，三轮车、蹦蹦车、驴车、马车，我全都坐过。”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习惯了用中文签单，没事会骑着自行车遛弯儿，这位美国长大的外国公民，切实体味着北京城里的市民生活。本报记者赵莹莹J201

　　前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老人曾把他1976年的博士论文拿了出来与我们分享。那篇论文有关动力汽车的图表、技术剖析，放到如今的中国也丝毫不过时，这就足以证明他是这个领域内的资深专家。”常玉华讲述。

　　游遍中国吃个肚歪

　　很多老外心中，都把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视为他们心中的神秘圣地，安东尼也是如此。从2002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爱上了这里，这位老人就爱上了中国和北京，从此每年他都要来。原煤炭部的一位屈先生曾是当年驻波兰大使馆的科级秘书，当时安东尼与屈先生建立了深厚友谊。每年安东尼来华，屈先生都会带他去游玩，如今他已经去过桂林、西双版纳、西安、上海、宁波等十余个城市和旅游胜地。能够游遍全中国是安东尼的一大梦想。当然，来北京的次数是最多的。安东尼时常和人自诩，自己已经是个北京通。

　　和许多老外一样，中国的食物让他总是垂涎欲滴。每次离京前，他都恋恋不舍。笑说“我回去又要吃难吃的饭了！”要问安东尼在北京最爱吃什么，那讲究就多了去了。卤煮火烧得吃“小肠陈”，涮羊肉必奔“阳坊”去，喝豆汁儿一准儿得去“磁器口”，哪一样都能把他吃个肚儿歪。不过要说到他的最爱，那还得说是咱北京烤鸭和“麻豆腐”，不光吃，安东尼还曾学过做豆腐和片烤鸭呢。安东尼告诉记者，他喜欢逛老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这种感觉是在西方从来没有过的。

　　品茶有道古董专家

　　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安东尼也喜欢品茶，他对茶具、泡制方法、茶艺的细节都非常感兴趣，马连道茶城是他来京必去的地方。有了新的了解和发现，他会记下来，将这些知识带回去和家人分享。安东尼对茶的精髓理解深刻。“喝茶的享受其实并不在于茶的品质，而是要看和谁一起喝。”常玉华透露，老人每次来京喝茶都很享受，喝上一小口后，闭上眼，咂咂嘴，那份满足感不言自明。“他甚至还能列举出每种茶的好处，足以看出他对茶的喜爱。”

　　安东尼另一大爱好就是逛潘家园古玩市场。每年来中国，这是他的必修课。老人对潘家园市场里的东西可谓“门儿清”。古玩字画、居家用什、文房四宝、饰品、陶瓷、金银细软、票证钱币……安东尼每次看都有新收获。“安东尼每次去都花小钱买到些他认为值得的东西。”常玉华教授笑说，“我们开始都觉得他是不是又挨宰了？但当他带回去挂到波兰的家中，我们才发现他是很有眼光的，于是我们都笑说他是古董专家。”

　　羡慕理工不无遗憾

　　北理工的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是由国家发改委于2008年，在北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工程技术中心的基础上授权成立，是国内最早从事电动车辆研究的单位。

　　作为波兰专家教授，安东尼与北理工签订了共同研发城市用混合动力中巴车以及相应试验台架的合作协议。安东尼说，他非常看好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前景。他很羡慕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有一次在参观了中信国安盟固利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后，安东尼非常惊讶，他认为中国的电池发展已经远远高于波兰。虽然作为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欧盟也计划大力推动电动汽车的研发和使用，但在波兰，政府却远没有重视起来。安东尼不无遗憾：“如果我在波兰能够得到孙逢春教授在中国政府得到的支持就好了。”

　　本报记者刘大伟J190

　　插图吴薇H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