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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虢国夫人入宫图双耳瓶估价:60000元
这里说的不是仍在出刊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学》,而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份刊物。
1922年冬,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蹇先艾、李健吾、朱大枏等人,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于学校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社团——曦社。成立社团不是目的,他们需要有阵地来发表作品,就自筹资金,在1923年初,创办了不定期刊《爝火》,仅出版两期,终因经费不足难以为继。此后,他们又在《国风日报》上创办《爝火旬刊》,大约出版十期,也随《国风日报》的停办而停刊。1925年李健吾、蹇先艾从附中毕业后,李考进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蹇则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而朱大枏早在一年前即进入了北京交通大学学习。有些辞书讲,随着社团这三位中坚的分道扬镳,曦社1925年便无形解体。这么说恐怕欠妥,因为1928年他们还以曦社的名义编辑了《北京文学》。
《北京文学》,32开本,共出版两期,每期薄薄的仅50个页码,创刊号上无发刊词,也未标编辑者,今从蹇先艾的回忆文章中知道那是他与李健吾一起合编的。两期杂志的封面相同,以水墨画作装饰,绘牵骆驼行走于沙漠的旅人在水边畅饮甘泉。绘者署名“石”,待考。这两期杂志,还未标出版时间,翻查当年的报刊倒有线索可寻。赵景深主编的《文学周报·文学近讯》(1928年7月)上这样写的:“北京的文坛消沉已久,现在又有《北京文学》的创刊了,第一期已出版,北京文化学社印行,每半月一册,售五分。”可见第一期约在1928年6月上旬出版。再说第二期,从出版者“北京文化学社”改作“北平文化学社”考,“北京”改为“北平”在1928年6月下旬,第二期的《编辑杂话》中也透露:“本刊以后每月逢一和十六两天出版,决不愆期。”或许本期未能按时出版才有这样的解释,据此估计第二期出版于7月中旬。《北京文学》仅出版这两期,因印数少,销路不畅,文化学社认为无利可赚便给停刊了。文化学社是一家以出版教科书为主的机构,设在厂甸,但它也出版文学书,像沈从文的《篁君日记》(1928年9月),朱大枏、王余杞、翟永坤三人的诗文合集《灾梨集》(1928年11月)等,只是数量不多,远不如北新、光华等书局那么声名显赫罢了。
《北京文学》流传极罕。前些年,韩石山先生为写《李健吾传》,多方搜集书刊,可惜也未见到此刊。在《李健吾传》中,韩先生曾写到了这份刊物,并引用了蹇先艾先生提供的一份目录,应该说,这份目录大体不错,只是蹇先生当时年事已高,手边又不存此刊,不免小有误记。如蹇先生说这是一份双月刊,实为半月刊;又如目录中不知为何漏掉石评梅的《偶然草》。其实,蹇先生非常清楚这篇作品,在《追忆石评梅师》一文中曾有过翔实的回忆:“1928年,我与李健吾为北京文化学社主编《北京文学》,健吾远在清华,由我发稿,董鲁安先生介绍评梅给这个刊物写稿。健吾和我约了几位撰稿人在中山公园柏斯馨咖啡馆喝茶,评梅也应邀前来,这算是我们与她第二次接谈,她喜欢沉思,话很少,后来她寄了两篇散文给我,我在第二期《北京文学》上给她登了一篇。没有好久,文化学社忽然停办了刊物,我只好把另一篇作品退还作者,并说明原因。她回了我一封信,措词很客气。”刊登的这一篇即是散文《偶然草》。
韩石山先生久寻未见的《北京文学》,我得来全不费工夫。当然这要感谢刘福春先生,因为是他送我的。刘先生是搞新诗研究的,前不久他在查找资料时偶然翻出它们并送给了我。据他讲,这是几年前从潘家园旧货市场购得的。此言不虚,因为杂志的封面上盖有两枚郑州师范学校的藏书印,我保存的《大家》杂志也盖有这两枚印章,同样得之于潘家园旧货市场。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天买书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河南人来京贩卖的,在他的手提包中,装了满满的旧期刊,均为成套的合订本,如《文饭小品》、《子曰》、《文学集林》、《太白》、《春秋》等等。当众人正埋头挑选时,忽来一豪客,把贩者拉到一旁,两人窃窃私语了一阵,待议好价后,悉数买走,多亏那册《大家》是我先付了款,成为一条漏网小鱼,莫非这本《北京文学》也当如此,我怎么竟忘记了向刘先生问之详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