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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父亲旧物,见到数幅张善子大师绘画的照片,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抗日烽火的六十多年前。虽非原件,但宝贵的是大师亲笔题字送赠给我父亲的。上世纪30年代末,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1938年底,“虎痴”张大师去美国,以画为抗日募捐并向美国人民及政要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时候在美的华人都积极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当时父亲沈济川正在美留学,并一度被选为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他曾在电台宣传过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演奏中国竹笛来介绍中国的文化。
这幅《中国怒吼了》是大师在1938年(民国27年)8月13日为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所作,象征着中华民族万众奋起,成为怒吼的雄狮,正跳跃而起抗击侵略者,画的下面还有一篇大师亲笔书写的《中国怒吼了》檄文。父亲曾讲过,那是他在1940年与大师在美相遇时获赠的,上有大师亲笔题字“济川先生正,张善子赠”,后来他们又在同年的初秋同船回国。
记得父亲还说起过张大师的另一幅抗战名画《飞虎图》的事,1940年他与张大师见面时,大师谈到过他刚送了一幅有两只飞虎的画给美国人陈纳德。当时,陈纳德正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帮助中国抗战,陈纳德很喜欢这幅画,并把飞虎作为航空队的标识,这就是二战中闻名于世的“飞虎队”。想起张大师的“飞虎图”,又把我的思维拉回到六十多年前的抗战后期。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在徐家汇天平路200号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天平路与康平路的转角处有个日本兵营(现为南模初级中学运动场及一个幼儿园的所在),每天上学经过那里,站在沙袋工事后的日本哨兵都要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对着你,吓得我们都要绕到对面马路走。其实那时的日本侵略者已在走下坡路了,中国上空的制空权已不再由他们控制,飞虎队(其时已扩编为第十四航空队)等中美空军经常飞临上海,空袭警报不时拉响。作为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下的中国人,非但毫不害怕,反而希望自己的空军来得越多越好。每次警戒警报一响,日本人是胆战心惊,常会看到一些日本红头飞机零零碎碎地在低空四散飞逃,听说是从附近的龙华和虹桥机场逃出来分散躲避去了,而中国百姓则是既兴奋又盼望。等到声声短促的空袭警报一拉响,全市寂静无声,大家都拉长了耳朵听飞机声,很多上海市民还会爬在晒台或屋顶上观看,等到机群一出现,谁最先看见就会情不自禁地指给别人看,大家都是兴高采烈地在看机型和数架数,愈多愈高兴。其实那时盟军飞机对上海的直接空袭并不很多,大多数是过境去轰炸日本本土,主要是四引擎的B-29型重轰炸机,机身和机翼都很细长漂亮,以四架一组、四组一队的整齐队形,一批一批地向东飞去,飞得很高,在晴朗的天空下,银光一闪一闪,也没有看见有战斗机护航,偶尔有些零星的日本高射炮火在远低于它高度的空中爆开,一点也不影响它威武的阵容,几朵白烟反而增添了天空的美景。记得还有一次,看到两架机头很长的P-51型野马式战斗机,一前一后掠过天空向东南方向俯冲过去,并听到远处机关枪通通通的射击声,因飞得不很高,机翼上的青天白日军徽也能看得到,估计是我空军正在攻击龙华机场的日军目标,不久在弄堂口听人说,有人拾到的弹壳比洋蜡烛还大,绘声绘色地说攻击威力的厉害,什么都能打穿,日本人怕得要命,大家听得眉飞色舞。到了1945年,日军的败像更加明显了,说是为了防空降,日本人在天平路的人行道上挖很多散兵坑,大约每隔二三十米挖一个单兵坑,当空袭警报一响,康平路口兵营里的日本兵就拿了枪出来,一人爬进一个坑,半蹲在坑內,把枪指向天空,那些东洋赤佬大多赤了膊,乌龟壳钢盔搭在背上,那种狼狈的模样我现在还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