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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版)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回忆录,在这部自传中,小布什并没有按时间顺序写自己的人生历程,而是别出心裁,挑选了决定其总统生涯和个人生活的14个重大决策,详述了每个重大决策幕后的细节。本文选自其中的一章。
我当时震惊了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身在科勒尼海滩网球度假村的套房中,此地距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市很近。大约上午8点左右,我开始听取《总统每日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下车后,我正走向教室,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和她进行交谈。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
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通话之后,我和埃玛·布克小学的校长打了招呼。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吓到孩子们,而且也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阅读课还在继续,但是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做出这样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听到这一席话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我做出了两大决策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一会儿。之后,我想到遇难飞机上面的乘客面临的恐惧,以及丧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悲痛。那么多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天能够缓解人们的伤痛,指引美国渡过这一难关。
我的心情可能和大多美国人是一样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就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45000英尺的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军队派出了战斗空中巡逻机组到华盛顿和纽约巡视,这是由一组战斗机组成的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飞机。30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F-102,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埃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特勤人员,身体很结实,负责“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主义者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觉舒服,但那一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尤为舒心。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芭芭拉和詹娜通过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一样。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基地。埃灵顿空军基地也是我之前服役的地方。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显示了我空军强大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