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在北京打的，都听到出租车里收音机传出说书声，我常常一次就能听一大段故事，因为车总要开好一阵子。”舒国治说，北京人因此养成了耐性好、不着急的习惯。它和上海一样，人们居住在紧密的社区中，但相互保持距离，“我常常在上海高架上面走，车子变道变来变去，看似两个车快要碰上，但从来不会碰到。这里的居民在生活中随时保持着一种警惕。”

　　至于台北人，舒国治认为，因为有50年和日本人打交道，所以有一点日本人那种对小空间的适应性。“鞋子脱了，地板擦得干干净净，客人来了，全家可以很快到冰箱里把水果削皮端上来给大家吃。把小格局的方寸之地弄得很舒服。”

　　在舒缓的交流之余，无论嘉宾还是观众，对城市也不乏振聋发聩的发问。有人就提到了在城市发展中，市民的居住权该怎么体现？

　　王军说：“在欧美国家，平时你要交房产税，中国没有房产税，拆迁成了地方政府唯一的方式，低价拆迁、高价卖地。我们要设计过渡的方式，通过一代人、两代人，实现每一平方都交税。”

　　小宝的观点则是：“我们城市化、现代化的速度太快，要靠政府调整。但如果政府就像开车，一脚油门紧接着一脚刹车。乘客自然就不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