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昌钰

　　(接上期)

　　此两发子弹是同一人击发？还是两个人击发？我不晓得。这要等到追到枪支、子弹制造上游、销售通路，甚至凶手后，才能确认。

　　在回到台北后，我们立即驱车前往吕秀莲官邸会面，听听她对案情的描述经过并检验膝盖伤口情形。结果很明显，从长裤、护膝、血迹、DNA、铜弹头、挡风玻璃、弹孔、玻璃碎片及膝盖伤势等情况推论，她的膝伤确是子弹所造成的撞击伤。子弹是从右前方对着吉普车射入玻璃，经驾驶及侍卫长的中间穿过，直接打到吕秀莲的右膝，穿过长裤。还好有护膝把弹头挡住，减低弹头的能量，只造成皮肤表面的挫伤，流了一些血。

　　至于两枪之间，间隔多久？若以当时吉普车时速25公里计，两枪间隔时间不到1秒。这么短的时间有可能连开两枪吗？答案是有可能。如果那把枪可以退膛，就有可能，但若不能退膛，就不可能。后来查到的嫌犯唐守义所制的枪，经刑事警察局鉴识科试射后，证明是可以退膛的。

　　在与刑事警察局及其他专案人员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建议他们用“地毯式搜索”及“大海捞针”的侦查方式，针对10个重点，继续努力：

　　一、严格搜索所有私枪、子弹及地下兵工厂；

　　二、鼓励民众，报缴私枪武器；

　　三、将过去所有的涉案玩具枪支案件，重新调卷检验；

　　四、将过去送鉴的子弹重新调卷检验；

　　五、比对弹头、弹壳上的工具痕迹和特殊痕迹；

　　六、比对弹头、弹壳，找出相同制造方法者；

　　七、由弹头、弹壳，追寻出制枪工厂；

　　八、由制枪工厂，追寻出制枪者身份；

　　九、由制枪者，追寻出“3·19”的涉案凶枪；

　　十、由购买凶枪者，追寻出真正枪手身份。

　　这些工作在刑案逻辑图推导上，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工作量之庞大，可想而知。

　　我计划做一些射击试验，来测试玩具手枪是否能退膛？是否能够打出像陈水扁腹部的同样伤口来？在我位于康州鉴识科学中心验枪组的枪械库中，共收藏1万多把各式各样枪支，子弹库中也至少有10万发以上的子弹，但在这里就是找不到改造过的玩具手枪，也没有土制的子弹。我们用制式手枪测试了多次，都可打出相同的伤口，我们也利用猪皮及凝胶做些实验，但这些结果只能供参考。

　　同时，海内外有些学者专家也开始在加州及别的地方做试枪的实验，我也与他们见面讨论实验结果，其中像帅化民、陈笏，他们对枪支武器，无论在经验或理论上均极有成就，我对他们的精神也极感钦佩。我的立场是：“任何专家学者，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均可自行设计实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与见解，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2004年11月5日，台湾法院检察署将我们的初稿公布在网络上。其中有几张照片及资料因涉及破案的关键重点，必须暂时保留，不能公开，但也引起一些风波。如果这些照片、资料公布，让嫌犯知道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将枪支销毁，那破案也就遥遥无期了。在此份报告中我们特别再度强调“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以及“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的重要性。

　　在做完这些鉴识工作之后，下一步就是交由刑事局想办法破案。破案的关键有二：一、找到制枪弹的工厂，以枪寻人；二、把案发事件当时台南市金华路10号到14号的现场群众，全部找到，逐一清查，也可能发现破案契机。

　　经过我们的研究分析，这些枪、弹设计构造相当复杂，只要找到相同的设计蓝图，那些制枪者、买枪者的身份便可调查出来。我很高兴看到刑事局同意我的看法，也确实朝这个方向去清查。

　　当时的专案小组也诚实以告，这种“地毯式搜索”非常困难，毕竟台湾社会形态、治安状况令全面查抄地下枪械制造厂难度极高。但是在现场的不确定及物证有限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破案机会。为了掌握关键的破案契机，台湾方面接受了我的建议，不但全面查察非法枪支和地下兵工厂，甚至还要求基层办案人员，不论任何案件，只要抄到枪炮弹药者，一律都得送专案小组做比对检验。

　　根据专案小组的统计，仅是2004年的7月到9月之间，警政署实施自动报缴枪械方案，全台湾就有300多把手枪和子弹自首报缴，其中制式手枪45把，其余都是改造手枪。同时，据报载自“3·19”枪击案发生后至12月期间，全台湾总共查获改造手枪2800余把，其中制式手枪360余把。然后，专案小组再从这么多查扣的手枪和子弹中，逐一比对，并从26把8厘米手枪和子弹中，终于比对出“3·19”枪击案的凶枪和子弹制造者唐守义。证据总算说话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批在“3·19”枪击案发生之前查获的涉案枪弹，这批枪弹在被销毁的前夕被及时追回，而查扣的那批子弹中，恰巧同时含有铅弹头及铜弹头这两种完整子弹。

　　(完)

　　作者自序

　　“在回台湾前，我就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这是一个烫手山芋，怎么做都有人会批评。蓝军要我回来，绿军说我是蓝军海外后援会的荣誉主席，所以我会偏袒国亲这边……还有人质疑我和大陆公安部门的关系很好。面对种种猜测，我要说的是：我这一生都是站在证据的客观立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