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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30日,2011西湖国际音乐节——“青春的节日”将在杭州太子湾公园举行。本次音乐节阵容超级强大: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多面手左小祖咒,“小清新”卢广仲,民谣艺人小河、万晓利、野孩子、世界音乐代表戏班、西班牙的La Pegatina乐队等。他们将为观众奉献一场饕餮盛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摇滚教父”崔健的独家专访。
崔健划掉了采访提纲中30%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你有多少顶红星帽子”、“你开不开微博”等等。或许他觉得无聊至极,或许觉得自己“磨砂式”的个人Logo中,绝不该夹杂这样的五彩斑斓。
有同行曾经提醒,在崔健面前,你很难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因为“你问什么”、“他说什么”,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哪怕在这个嬉皮士横行的年代,崔健所凸现的依旧是一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面孔。
对于不喜欢的问题,他不会有半点欲拒还迎的暧昧,而是准确、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厌恶。比如年龄,“老问这个,你不觉得俗气么?”分贝不高,却能瞬间让人芒刺在背。
10月29日和30日,崔健将踏上2011西湖国际音乐节的舞台,重新唱响《一无所有》。他说,25年前写这首歌的故事,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就算想起来,我也不会说。有意思吗?”
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对“有意思吗”这个反问句的使用频率很高。它是崔健的关键词。这个问号,实则是崔健表达愤怒的“改良产品”,只是附在一套委婉的盔甲里面:“我的愤怒,从来不是一个娱乐话题,也不值得卖弄。”
崔健显然也意识到,时代对自己的定义,有一种无法控制的荒腔走板。大家盯着的是一个时代的代表符号,一个永不服输的斗士,而忘记他首先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在采访中,“少谈点愤怒”,是崔健始终绷紧的那根弦。
从1986年到1999年,再从1999年到现在,崔健从来没有远离过舞台。这个在康庄大道和羊肠小径上交替前行的中年人,沿途被戴上一顶顶帽子:教父、斗士、膨胀者、活动家……这些帽子让他享受到巨大的权力感,也送给他一种深刻的孤儿气质。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现场演出,可以立马转身走人。”对于来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最后崔健送出这么一句“忠告”。哪怕在商业面前,他的姿势始终强硬,并显现出不可摧毁的意志力。本报记者陈宇浩
挑晚上在西湖边走走,不会被认出
记者(以下简称“记”):杭州来得多么?这座城市给你的印象如何?
崔健(以下简称“崔”):前几天还路过一趟,感觉这是一座线条很细腻的城市。不过上次我去杭州演出,跟主办方起了点小摩擦,觉得杭州人还是挺“厉害”的。
记:听说你没事就会去西湖边走走?
崔:是的,不过一般都是晚上去,这样不会被人认出来。
记:这次来杭州开唱,《一无所有》吊足了所有“老摇滚“的胃口。25年前写这首歌时,有没有特别的故事?
崔:说这个有意思吗?就算想起来我也不会说的,何况现在我想不起来。现在我更关心的,是明天做什么。
记:跟25年前相比,两个版本的《一无所有》会有什么不同?
崔:我不知道,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至少不会像我之前跟交响乐团合作那么“离谱”(去年12月31日和今年1月1日,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举办过“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
中国音乐节太少,应该继续加码
记:这一两年,各地音乐节都在井喷,你觉得靠谱么?
崔:其实也正常,说白了就是政府行为的转变。以前弄大型电视晚会,现在向音乐节这样的民间大型活动转变。我还是这个观点,音乐节的活跃,各地政府的支持是一个关键因素。
记:但也有人说,中国的音乐节掺杂了太多“虚火”。中国对音乐节的需求量,真的已经有这么大?
崔:事实上,中国目前的音乐节,绝大多数是无法按市场规律操作的,离开了政府支持就玩完。为什么?因为年轻人对摇滚还是很陌生。你看每次音乐节,底下有几个年轻人是真正理解摇滚的?
记:你会有一种隔离感?
崔:也不是。我的建议是,想让摇滚音乐节真正繁荣,应该把真正代表大众文化的观众拉进来,而不是整天让摇滚老炮来看演出。小圈子的狂热,始终改变不了本质的东西。
记:但音乐节的大热,确实养活了一大批音乐人,你认同么?
崔:这是肯定的,但从我们国家的人口、幅员来匡算,音乐节还是太少,应该继续加码。你看,整个欧洲,每年有400个音乐节,中国呢?有50个已经不错了。但你去杭州看看,有多少个音乐酒吧、卡拉OK,就知道老百姓对音乐的需求量有多大了。
讨厌卖弄愤怒,但仍会不顾一切去愤怒
记: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你留给他们更多的印象是“愤怒”,这是一种偏见吗?这些年来你是否还保持着这种“愤怒”?
崔:每个阶段的愤怒都是不同的,新时代有新的愤怒,也有新的欢乐。对我来说,我很讨厌卖弄愤怒,因为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娱乐话题。
记:所以你一直在有意控制?
崔:没有,只是跟以前不同,我不会再持续表达愤怒。但某些特定时候,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地去愤怒。
记:你是否尝试着改变,让更多年轻人接受你的音乐?
崔:这样问有意思么?说白了,这几十年音乐上的变化,肯定不会像经济上那么大,只是随着话题、表达内容而有所变迁。所谓的“新音乐”,无非是炒作上的说法。你看现在那些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只是“新的人”而已,其实在音乐形式上还是老的。
记:这些年,演出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年轻人的抵触?
崔:没有,音乐是很公平的,他们最多不看。既然你来了,就表示你已经接受我的音乐,没人吃饱了撑着要去现场捣乱。不喜欢,你可以立马转身就走。
《花房姑娘》很流行,但它是摇滚
记:当年滚石来上海开唱,你是唯一一名受邀同台演出的中国音乐人。但似乎你和流行歌手的合作并不多,是内心一直有排斥感么?
崔:现在,流行音乐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用二等的责任感去做唱片,尽量不痛不痒,也别给审批添什么麻烦,因为这样最省心。很多人是怎么去做音乐的?一边看点击率、下载量,一边写歌,都奔着这些东西去了,音乐能发自内心么?
记:你的意思是,流行不意味着成功?
崔:我当年写的《花房姑娘》也很流行,但我始终认为它是摇滚,而不是流行乐。
记:鲍勃·迪伦在远离舞台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绘画和动物权益保护上;U2的主唱波诺,如今更像一名社会活动家。对自己未来的“出路”,你有计划吗?
崔:你选的例子太有倾向性。像音乐人做到一定知名度,调动社会资源去做一些事并不难。老实说,鲍勃·迪伦和波诺所做的,不用费太多脑筋和精力。我还是希望能多做一些和艺术搭边的事,比如这几年一直在倡导的“真唱运动”,这种需要不断推翻自己和别人的事,才最带劲。